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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深圳作家作品纷纷获奖，文学“深圳现象”引人关注，获奖作家与本报记者畅谈创作心得 对精神的追问让创作有了深远意义  邓一光 南翔 庞贝 岁末年初，深圳文坛捷报频传——2013年12月末，新时期最具影响的大型文学杂志之一《十月》举行第十届文学奖颁奖，邓一光的短篇小说《台风停在关外》获奖；几乎同时，三年一度的《上海文学》奖隆重揭晓，南翔的短篇小说《老桂家的鱼》和盛可以的中篇小说《成人之美》同时折桂；进入2014年元月，《老桂家的鱼》闯进2013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十佳，这是继去年的《绿皮本》之后，南翔的短篇小说再度上榜年度十佳。本月15日，由《中国作家》主办的“中国作家排行榜”在北京揭晓，深圳作家再获丰收——庞贝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无尽藏》继获得第三届《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后，又一鸣惊人地高居该榜单“2013年度长篇小说”第三名；邓一光的《如何走进欢乐谷》位列中篇小说榜单第九位；李兰妮的《我因思爱成病》位列长篇纪实文学第九位。这些深圳作家作品喜报连连，令文学“深圳现象”再度引发人们关注。 日前，记者对载誉归来的深圳作家进行了专访，几位作家坦露了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 邓一光：文学始终在与现实博弈 记者：与很多作家不同，你非常关注深圳人的生活，近年的小说创作更是鲜明感受到与这座城市的贴近，像《如何走进欢乐谷》、《乘和谐号去找牙》等就直接将深圳的符号写在了标题上。这是有意在打造自己的深圳系列吗？ 邓一光：文学的“世界性”概念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一个文化成果，就算到了当代，除了英语世界的作家，文学的地缘限制也仍然存在，所以，文学的地缘性是客观存在，文学在本质上是地缘的，而且依赖于地缘表达。深圳的地缘表达一直存在着两种形态，本土的深圳表达和外省人的深圳表达，对于文学而言，两种表达不存在优劣之分。两年前我在出版来深圳后的第一本小说集时就说过，这些短小说是我的生活习得，人们可以把它当作我的文学笔记。换句话说，那些小说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喜欢从一件具体的事物上进入小说，一篇小说的篇目就像一位你将要认识的人，叫出他的名字，比只叫一声“嗨”要好得多。 记者：文学与现实常常呈现一种爱恨交集的复杂关系。联系太密切，观察和判断会受即时的限制，因此也会增加写作的难度，评论界如何评价你的创作？ 邓一光：我不太清楚评论家们是怎么看我的小说，读到过几篇文章，观点不大一致，各有论述，也有学者做过访谈，关注点也都不一样。阐释是阐释者的事，这个不需要讨论。私下里倒是有些朋友很关注我来深圳以后的创作走向，不乏困惑和担心者，他们担心我的写作会在一座快速扩张和变化的城市中改变掉，或者消失掉，因为人们熟悉我以往的作品风格，接受了它们，改变会让他们感到不适应。人们对深圳文学的记忆一直保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性文本经验上，保持在“花季雨季”的青春写作，或者以“打工文学”命名的外省人写作上，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来表达对深圳的文学看法，这个让人们有点意外。 记者：在你的小说表达中，能够深切感受到当代都市人的痛感，具体创作时，你更希望从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邓一光：我不希望我的任何一篇小说止于现实，每一次我都试图在精神层面对宿命的写作做一次追问。这个世界的精神性在萎缩，人们已经接受了待在地面上生活的普罗生存法则，现实给予人们精神危险的警告，以及精神无用的教训，那么好吧，现在让我们在小说中来谈论我们是如何一日三餐的，要求是，津津有味并且津津乐道。因为如此，对精神的追问必定会伤害到一部分人，比如精神萎缩者、精神创伤者，或者精神排斥者，至于站在精神层面对这一精神提出质疑的人，他们不在此列，因为他们要的是另一种精神，唯其如此，对精神的追问才让创作有了深远的意义。 记者：评论界常见到“小说已死”的绝望论调，很多名作家的新作也屡被诟病，写出让读者满意的小说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从你个人的经验出发，当前小说创作的难点有哪些？ 邓一光：“小说已死”不是什么新鲜话题，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每一次与人类文明同步的文学转型过程中，都有相应的说法出现，但艺术不但没有死亡，而且生命力相反彰显了，与人类的生活愈加密切了。文学始终在与现实博弈，这个博弈有两层意义，一是它试图发现和重塑生活，另一个是它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解释，它试图用全新的文本和语言来解构生活，揭示的是现实生活中缺失的那一部分，相比较，后者更难。 南翔：好文学要有多维信息量 记者：《绿皮车》和《老桂家的鱼》两次进入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一个写岭南疍民，一个写铁路上的慢车，这类题材的写作出发点是什么？ 南翔：我今年的小说包括城市生活的三个维度，一个是历史与“文革”，一个是弱势与底层，一个是生态与环保。这两个小说都属于第二类。我的目的不仅仅是呈现弱势和底层，还想感受他们的人情冷暖、守望相助以及展现一种人性的终极关怀。 记者：你的小说多聚焦日常生活，《绿皮车》和《老桂家的鱼》尤其如此，两篇小说的创作背景是怎样的？ 南翔：我在上大学之前，十六七岁即在铁路工作，当了7年铁路工人，铁路生活给我留下的难忘的印象，主要是气势磅礴的蒸汽机、小站的梧桐树以及以慢为特征的绿皮车。我的《绿皮车》写了通勤(从小站到大站上班)的职工、通学(从小站到大站读书)的学生和菜嫂、鱼贩子(从郊区搭绿皮车)——去卖菜的引车卖浆者流。在一个高铁、动车组高歌猛进的时代，能否保留一点“站站停”的慢车——绿皮车？这确实是一个意象，也是一个隐喻：慢下来才能左顾右盼、扶老携幼。事实上，慢下来，我们的环境也不会坏得那么快。这是一种文学的悲悯，至于有没有用，那是另外一话题。《老桂家的鱼》属于同一类题材，主人公老桂的原型，是我偶遇且交往了多年的一个朋友。几乎每年，我都会带研究生去江边探望他一家子，他病重直至去世，曾多次驱车去过；甚至动用当地媒体进行报道，希望有更多的帮助，惜乎效果不大。交往了八九年，忽然觉得应该有一个小说写出来，虽然也写的是弱势或底层，主旨却更隐晦些。简单地说，是想探讨一下底层生活的男女情感。那一条有着玛丽莲·梦露一般鲜红嘴唇的翘嘴巴鱼，其象征意义是，最好的男女情感就是一种默契，一种相濡以沫的刻骨铭心的相互爱怜。 记者：近年来，你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颇为丰硕，很多作品亦被权威文学选刊选载或获奖。你认为自己作品中的哪些特点引发了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和好评？ 南翔：我在大学讲课，曾经多次讲到过好文学要有多维信息量，一是丰富的生活信息量，二是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创作要努力向此靠拢；我的阅读选择，也是以此为标准的。 庞贝：所有片刻在此一刻 记者：我们都知道，国内一年出版和刊载的长篇小说有数千部，去年又是众多名家新作迭出，竞争激烈可想而知，但你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无尽藏》却喜讯连连，除了获奖又高居中国作家排行榜年度长篇小说第三名。你如何解读各方面的好评？ 庞贝：获奖确实是意外，但作为写作者，我知道这部长篇的品质和高度。 说到好评确实一言难尽，总的看法是，《无尽藏》是西方现代小说与中国古典意境的圆满结合，是一部有思想、有故事、有形式、有气质、有语言的很好看的长篇小说，有的评委干脆就说这是一部杰作。最为一致的是对这部小说语言的赞赏，可谓是众口皆碑。 记者：当下的中国小说出产量巨大，高质量的却寥寥无几，是怎样的创作欲望，让你去创作这样一部长篇小说？ 庞贝：因为有很多次我在冥冥之中看见了这样一部书，这是别人所不曾有过的写法，也是别人不曾讲过的故事，还有故事中的这些人物。我确信这是一个具有原创性和想象力的文本，也是一个值得重读的文本。 记者：在西方文坛，知识分子式的文学创作是很重要的部分，像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埃科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中国除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围城》等少数几部，后来就几乎绝迹了。我看《无尽藏》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中国文坛已经久违了这种知识分子式的长篇小说写作。 庞贝：是这样的一种写作。而你所说的这几位作家其实还有另一种标志，他们属于另一个序列，都是为诺贝尔文学奖所忽略的大师，其实属于这个序列的还有普鲁斯特、乔伊斯…… 记者：邱华栋称，《无尽藏》是博尔赫斯想写而没有能写出来的长篇小说。某种意义上说，博尔赫斯小说的主角是时间，《无尽藏》的主角也是时间吗？ 庞贝：宿命，时间的另一种形式。这个主题麦家也看到了，他说《无尽藏》呈现出“一个为现实主义文学所遗忘已久的宿命主题”。 记者：可以看出《无尽藏》耗费了你很多心血，长篇小说是既耗费脑力又耗费体力的工程。接下来，你在文学或电影方面还有哪些写作计划？ 庞贝：电影《上海王》1月8日已开机，接下来就是把话剧《庄子说》推出来，国家话剧院想做。《上海王》是一百年前的事，《无尽藏》是一千年前的事，《庄子说》是两千年的事。都是历史，但佛家有言，所有片刻在此一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