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9月，陈平原从任职四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职务上卸任，终于得以从繁乱的行政事务中脱身出来，转而聚精会神做学问了。 回归纯粹“教授”身份的他，于今年岁末新出版了一本文章结集—《花开叶落中文系》。内中讲述北大旧事，追怀学界故人，针砭大学弊端，鲜明表达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当然，如同书名中所强调的，在回复本报记者的邮件中，陈平原的“中文情怀”更是清晰，一句“有人问我，中文系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擅表达，这还不够吗”便可见一斑。
广东潮州人。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著作。 印象 今年10月，关于“高考英语降分，高考语文提分”的消息不绝如缕，加之央视《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引发的“汉字危机”的全民讨论，中文教育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11月底，知名学者陈平原推出了他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期间的文章结集，取名《花开叶落中文系》。记者由此产生采访陈平原的想法。 采访的过程颇有趣，三封邮件串联起此次采访。 记者于12月17日联络到陈平原新书出版方三联书店的编辑卫纯，被告知，陈平原对采访有一定要求，先发采访提纲，然后等待消息。 于是，在研读此书后，于19日将采访提纲发送至卫纯，经由他转呈陈平原。 收到陈平原的第一封回复，是在20日晨。电子邮件里回复道：“梦瑶君：谢谢你仔细阅读我的书，也谢谢你关心中文系的命运。请告知，连提问带回答总共多少字，以便我看菜下饭。若字数超了，我会删提问。” 如此亲切平易的口吻，倒使得记者忐忑起来。随即回复了相关提问后，在回复的邮件中，便附上一句“若老师时间允许，晚生希望在下周二左右收到回复”的请求。 出乎意料，22日晚间十时，陈平原的两封邮件顺次抵达记者邮箱。其中一封是回复外加个人简介，另一封是他的生活照。 陈平原老师的回复早于记者的预期日期，这算是邮件采访中的小概率事件。 在“北大中文系主任”、“教授”等身份之外，契约精神的信守、礼贤下士的平等待人，令记者对陈平原肃然起敬，也是此番采访，记者对他的最深印象。 此外，《花开叶落中文系》围绕着让中国几代读书人魂牵梦萦的“中文系”展开，无论讲述北大旧事，还是追怀学界故人；无论针砭大学弊端，还是点拨后进治学，勾勒“另类系史”，都是以“中文教育”为归属，处处体现陈平原的“中文情怀”，读起来也轻松有趣，这也迥异于陈平原此前所著多为学术类作品。 这恰恰呼应了陈平原自序说，“本书所收均为旧文，仅起‘立此存照’的作用；至于这五年间个人的得失成败、酸甜苦辣，日后专门追忆与辨析。” 在本书前言中，陈平原还透露了编纂这册小书的另一特殊因缘—北大中文系即将从静园五院迁往未名湖畔的人文学苑。花开叶落，颇有几分“伤春悲秋”的滋味。 谈语文教育 “为你的一生打底子” 记者：近日，关于“高考英语降分，语文分值提高”的讨论，意见不一。在您看来，提高语文分值的方法是否有望扭转“汉语教育”的颓势？ 陈平原：我再三论证母语教学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我是中文系教授。“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好在这问题现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相关机构也在下决心，包括最近出台的两个举措：逐步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高考时降低英语分值、提高语文分值。高考是个指挥棒，从改革高考入手是有道理的。目前虽然只有山东、江苏、北京等个别省市这么做，但我相信，顶层设计好了，下面的改革是可以推得动的。 记者：在《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一文中，您提到了在高校恢复或加重“大一国文”课程比例这一建议。 陈平原：至于“大学语文”或“大一国文”的设置，目前还看不到曙光。以我国的实际情况，若教育部怕担责任，犹豫徘徊，不指定为必修课（哪怕就两个学分），所谓“大学语文”很重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就是一句空话。 记者：受实用和功利风气影响，曾被誉为“万金油”的中文系，如今貌似也不如往昔辉煌。您觉得，中文系的“实际作用”是什么？ 陈平原：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不少热门院系的课程设计过于实用化；很多技术活，上岗前培训三个月足矣，不值得为其耗费四年时光。中文系的学生，研习语言、文学、古文献，对学生的智商、情感及想象力大有裨益。走出校门，不一定马上派上用场，但学了不会白学，终归会有用的。 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擅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记者：作为中文系教师，您怎么看待中文系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陈平原：念中文系的学生，很多都有作家梦。因此，抗战中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都曾公开宣称：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轮到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还不断有人要我表态：你们到底培不培养作家？面对此挑战，我调整了论述策略，努力向众多热爱文学的青少年解释：第一，中文系包括语言学、古典文献、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诸多专业，各自发展方向不同，不能只谈文学创作；第二，文学创作需要天赋与才情，任何学校都无法批量生产好作家；第三，不是我们不要，而是做不到；若天降大作家，当然求之不得。最后，办教育的人都记得两句话，第一因材施教，第二欲速则不达。营造好的校园氛围与文学风气，然后顺其自然，等待收获。 记者：您又如何看待中文系和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当下，人文学科的博士生、教授常有，可好学者却不常有。 陈平原：读书做学问，太笨不行，这大家都明白。我想说的是，太聪明也不行。因为聪明人往往不愿意下苦功，都想找捷径，四两拨千斤。方法对头，确实可以减少失误，事半而功倍。但这样的好事并不常见。况且，大家都是聪明人，都在殚精竭虑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这个时候，拼精神，拼意志，拼耐力，甚至还拼身体。智商、才华、兴趣、机遇之外，肯下笨功夫，对于学者来说，是个重要条件。我相信章太炎的说法，“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菿汉闲话》），这才可能做出大的成绩。 谈大学教育 “大学就该有诗有歌有梦想” 记者：不少包括中文系教师在内的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您怎样平衡科研和教学二者的关系？ 陈平原：北大的情况有点特殊，必修课少，选修课多；而讲授选修课，是可以跟自己的科研相结合的。更何况，北大学生眼界很高，你若没有新东西，不认真备课，会被赶下台的。从我踏上北大讲台那天起，就一直是两条腿走路，兼顾教学与科研。我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先在北大课堂上讲授，与学生交流，随着思考逐渐成熟，才落笔为文的。这么做的好处是，教师保持压力与亢奋，学生则得以较早进入学术前沿。不是等出书后，走上讲台念讲稿，学生才知道你在做什么；而是让学生了解你的探索过程，若有兴趣，还可以提前参与。 我知道，并非每个学校都能这么做，有的因师生比关系，教师授课时数很多；有的则因学生水平较低，教师很难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只好分而治之。那样的话，校方必须采取更为明智的策略，且有实际措施，才能让教授们重视教学。 记者：在《诗歌乃大学之精魂》一文中，您说，大学是个写诗、做梦的好地方。犹如诗人不能仅靠写诗“吃饭”，大学时代，过得好似职业培训固然偏狭，可沉醉在诗词歌赋中，不知归路，也易受现实威胁。 陈平原：我说过，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在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的校园里，与诗歌同行，是一种必要的“青春体验”。世界上最虚幻、最先锋、最不切实际、最难以商业化，但又最能体现年轻人的梦想的，就是诗歌。十八岁出门远行，你我心里其实都揣着诗；三十岁以后，或许梦想破灭，或者激情消退，不再摆弄分行的字句了。可那些青春的记忆，永远值得珍惜，值得追怀。至于如何适应严酷的社会现实，怎样调整自己的生活姿态，这是目前各高校正着力做的，不必我来提醒。 上世纪八十年代，据说燕园里丢一个馒头就能砸死三个诗人，那时确实需要告诫年轻学生处理好“做梦和现实的关系”。而今远非如此，各大学为争取更高的就业率，纷纷开设各种紧贴市场的实用性课程，所以我才反其道而行之，告诉大家，大学就应该有诗，有歌，有激情，有梦想。 记者：虽然您离开了任职四年的系主任，不过通过字里行间，您对高校沉疴的担忧不限于中文系。当高校被戴上“行政化”“世俗化”“教育功利化”的枷锁而无法自拔，南方科技大学仍在改革路途中缓缓前行。 陈平原：我对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努力充满敬意，但不寄予太大的希望。南科大如今成了“改革的旗帜”，不要说反对者，单是公众寄予太大热情，要求你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不能迂回，不能妥协，不能……就让你受不了。有经验的人都明白，改革步伐不是迈得越大越好，得看“天时地利人和”。我曾经说过，不指望北大、清华在大学制度建设方面有大的突破，就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全国人民拿着放大镜，加以审视与监督。请记得，真正的高校改革，很可能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原标题：“中文情怀”挥洒字句间）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