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听熟知出版掌故的前辈说过，当年，中华书局有两个部门是其他出版单位所没有的，一个是近代史编辑室，另一个是对外贸易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书局的近代史出版在读者中的深远影响，而《孙中山全集》就是中华书局在近代史图书出版方面非常重要的项目之一。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套孙中山著作全集，也是三十年来唯一的一套，汇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家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大批近代史学者的科研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孙中山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学界产生了持续、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然而也毋庸讳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全集》中的一些问题也显现出来：孙中山著述的最新发现陆续被刊布，后来也有了《孙中山集外集》等成果问世；与研究的深入开展相关，对一些文献的写作时间与发表情况，也有了更为准确的结论；而初版中的误植、误排等技术性差错，也有待进一步清理。为此，吸收《孙中山全集》面世以来的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地展现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为学界提供更为完备准确、可资信据的孙中山著述全集，成为学术界的需求。
    《孙中山全集》成于计划经济时代，那时的出版，特别是专业学术出版，与现今所面临的情况差别很大。这个项目汇集了三家国内顶尖的孙中山研究的学术重镇，这在现在实现起来难度颇大，为此，我们也踌躇多时。而在调研中我们获知，三家中的两家，都开始独立操作孙中山全集的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尚明轩先生为首的团队，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立项支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黄彦先生为首的团队，以“孙文全集”项目获得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触动。一方面，我们对于学术界的新版孙中山全集乐观其成；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最初的踌躇和“三家合作”的思维定式汗颜。
    最早出版孙中山全集的中华书局，该何去何从？
    为此，我们进行了一次调研。调研对象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华书局专业读者信息库中的近代史专业人员，中华版《孙中山全集》的读者在其中占比将近一半；另一类是两个孙中山全集项目的编纂、审读组成员。当然，这两大类的调研对象有一些重叠。通过走访、问卷、远程连线等各种方式，我们的调研收获颇多，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首先，中华版《孙中山全集》是一个划时代的版本，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一个时代孙中山研究的集中展现。这个版本拥有众多的读者。初版于1981年8月的第一卷，印量为40500册，此后各卷陆续出版，最少的也有9000册以上。此后的重印，也累计达到3000套以上。购买和使用这个版本的读者，面临新版本时会陷入两难，如果再购置全套新版，则手上版本就显得重复了。为了他们，也有必要再推出一个与经典的中华版配套的续编。
    其次，编排上，中华版具有一定优势。目前已经出书的人民出版社版《孙中山全集》是类编，据了解，广东方面的项目也是类编，这样就给不是十分熟悉孙中山研究的读者设置了一个门槛——要先通过文献篇名判断其分类，才好在相应分卷中找到。孙中山作为一代革命先驱，笔下文字不仅数量大，而且体裁多，判断其分类尤费思量。中华书局版则是按照时间排序，不能精确系月的系在本年之末，不能精确系日的系在本月之末，知道大体时代，则查找起来相对方便。
    再次，《孙中山全集》是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著述全集，这个选题关系到整个中华书局近代史文献出版的布局结构和战略规划，不能想象，中华书局的近代文献产品群中没有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虽然限于当时条件，所收不算真正的“全”，但可以进行增补；初版中的讹误，也可以以此为契机进行修订。
    在调研中，我们受到很大的震撼和鼓舞，同时也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坚定了信心，郑重启动全集修订和增补计划。
    经过前期的筹备和联系，2012年11月13日，中华书局近现代史编辑室主任欧阳红先期飞往广州，翌日，笔者陪同原近代史编辑室老主任陈铮先生同赴广州与欧阳老师汇合，与中山大学历史系相关领导、学者商谈“孙中山全集续编”项目。
    到达广州的当晚，笔者向陈铮老先生请教了很多老近代史编辑室的掌故、人员、项目、作者等情况，聊到凌晨两点。陈先生不顾旅途劳顿，谈起本编室的业务如数家珍，不仅其记忆力和业务水平令人折服，其间饱含的工作热情，更让我们这些初入近代史出版领域的年轻人动容。在《翁同龢日记》的修订、《黄遵宪集》的修订之外，最让陈铮先生挂怀的，就是《孙中山全集》。
    此行我们除了拜访钟卓安、汪叔子、赵灿鹏等老中青学者外，重头戏就是在永芳堂的会晤。中山大学历史系方面，参会的有桑兵、吴义雄、赵立彬等老师，以及林家有、周兴樑、邱捷、李吉奎等前辈学者。会议伊始，陈铮先生首先回顾了《孙中山全集》的出版历程，大家重温了充满传奇的美好回忆和彼此结下的深厚友谊。30年过去，当年的中青年骨干已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学界耆硕，而新一代的学者也勇挑大梁成为当今学界的中流砥柱。作者方面如此，而出版社出席的三个人，也恰好是老前辈、中坚力量和新手三代同堂。接下来，作者与编辑充分交流，确定了续编项目的分工安排，由当年参与全集的四员老将牵头，按年分段进行。桑兵老师正在主持推进重点项目“孙中山史事编年”，分身乏术，但表示将密切关注续编项目的进展，并将史事编年项目所获得的新资料进行资源共享。作为系主任，吴义雄老师也表示，虽然整个历史学科有许多断代划分和专门划分，但近代史对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对中山大学的意义都非比寻常，他会积极为这个项目提供有利条件。双方还选出了林家有先生和陈铮先生作为作者方与出版方的联络员，定期联系，以保证双方就书稿进展、编纂体例、整理尺度、搜集范围、审读意见等进行实时沟通。
    从永芳堂会议到《孙中山全集续编》交稿付排，将来自各个时期、保留各种形态的孙中山集外逸文被搜集起来，进行考订、辨伪、系时编排，又经过释读、标点、校勘，到编辑安排具备条件的操作员进行录入、排版，形成校样，前前后后，经过了两年半的时间。
    

《孙中山全集续编》的编者团队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林家有、李吉奎、邱捷、周兴樑四位老教授与张文苑、李兴国两位中青年学者组成，四位老教授也正是中华书局初版《孙中山全集》的编者。《孙中山全集续编》全书共约190万字，作为正编《孙中山全集》的补充，主要吸收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的相关文献、档案、电文、资料集等的内容，并广泛搜集了当时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孙中山言论，以及一些私人收藏的信件和题词，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其中不乏首次刊布或翻译的孙氏著述，编者并对其详加考订，厘清了史学界对孙中山著述研究的一些讹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拿到书稿的同时，另有一份陈铮先生撰写的外审意见。陈铮先生审阅全部书稿后，指出了几点错讹：有的文章收文时间有误，需调换前后顺序；有的文章标题有误，“电”“函”及“序”“跋”不应混淆；部分收文说明本件时间、背景等情况的正文注释，可改为题注等。此外，根据各卷编者的不同情况，陈先生还对书稿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其一，数字写法。因为历史原因，正编《孙中山全集》编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文、收文题注和注释中的所有数字均用中文数码，如今《孙中山全集续编》数字写法亦应统一，是继续沿用正编《孙中山全集》的写法，将正文中阿拉伯数码处统改为中文数码，还是改为统用阿拉伯数码，比较醒目又方便阅读？其二，题词问题。题词时间不详者情况多样，是应集中于各卷卷末，还是统一集中于全书末尾？其三，同题异文。一篇选文后附多篇同题异文，是统一格式均写作“《同题异文》”，还是顺序排列写作“《附一：同题异文》”“《附二：同题异文》”？其四，注释问题。《孙中山全集续编》中许多正文收文很短，文意不易了解，编者下了很大功夫注释背景、介绍人物，虽有助于理解文意，但是有轻重倒置之感，收文几个字，注文长篇，则如同注释本全集，是否仅保留一般人物的生平简历和政治背景？其五，收文范围。《孙中山全集续编》似有偏泛杂芜之嫌，是否可以不必见文即收，删去类似只言片语的文字，不必求全？如何解决以上诸问题，陈铮先生建议我们与编者进行沟通。
    
    初版《孙中山全集》责编、中华书局编审陈铮先生为《全集续编》撰写的外审意见手稿
    根据陈铮先生的外审意见，笔者开始着手处理书稿。因全稿成于众手，质量不一，细节问题较多，一边是原稿，一边是校样，我们依照原稿底本核对校样，处理文字错讹。《孙中山全集续编》初校样部分卷次中订正错字符号改为用“［］”，而在正编《孙中山全集》中，“［］”是用于修改衍字的。我们沿用正编《孙中山全集》“凡例”的校改符号规范，订正错字，置于“〔 〕”内，即正字置于六角括号内。书稿中同题异文标题繁复多样，有径作“《同题异文》”，也有写作正文标题“《致×××函》”。对此，我的处理方式是，既然是同题异文，就不必再加拟标题；已拟定标题的，应统一删去，统称“同题异文”，全书五卷统一标准，进行处理。
    在处理稿件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陈铮先生在一次赴福州开会期间，收到一封署名王凌的来信，谈到其外祖父郑慨尘曾藏有一封孙中山的亲笔信，郑家亲属希望将信收录进《孙中山全集续编》中，以满足他们长期以来的愿望。郑家所藏原件，因种种原因，荡然无存，现仅存1946年福建省福清县（现福清市）印发的《福清各界为推举国民大会代表宣言》中保留的信件全文。经陈铮先生审阅后查证，此信应确有实物，写作时间应在1918年9月15日。在查正编《孙中山全集》和《孙中山全集续编》稿中均未收录此信后，此件应被选入《孙中山全集续编》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编校工作，一般的格式、标点、改错字、定正字等文字工作已基本处理完成。在审读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几类问题，涉及《孙中山全集续编》各卷统一及与正编《孙中山全集》衔接，需要与编者沟通协商。大致有以下几类：1.篇目残缺。个别篇目无原件出处，需请作者补齐。2.格式问题。文献标题统一格式，个别文字有删改，数字写法建议沿袭正编《孙中山全集》用法，统一改为中文数码。3.题词问题。建议统一移于《孙中山全集续编》末尾，按时间顺序编排，未标注时间者，统一置后。4.同题异文。建议酌收最优者，文字上无重要差异的不收，为避免大同小异，同一篇文献的不同版本的同题异文，选最优的收录。5.注释问题。短篇文献的注释，如文字过多，建议删减节略，常见人物的介绍建议删去，个别不常见的人物加注释，侧重其辛亥革命时期的经历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
    于是，2015年12月18日，针对上述各项问题，责任编辑给各位编者去信说明情况，请编者修改书稿，并随信附上郑忾辰家属的来信及相关材料，请编者定夺是否收录此条文献。
    2016年元旦过后，编者随修改稿附上了回信，对退改信中提出的问题一一回应。无原件出处的篇目，编者补齐了出处，并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在修改校样过程中发掘出的一些新内容。数字问题，各位编者同意编辑的意见，参照正编《孙中山全集》格式，统一用汉字数码。题词问题，编者认为统一移于全书末尾，于体例不合，建议还是有时间可考的，按不同卷次收录；无时间可考的，统一置于全书末尾。同题异文，编者处理了一些，有删改也有增新。页下注中常见人物的介绍，编者也酌情删改处理。编者回信中特意提到，如还有需要进一步修改的问题，他们授权编辑自行处理。
    经过与第二卷编者李吉奎老师的沟通，前述《致郑慨尘函》被收入《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二卷》中。这个小插曲最终以两全其美的方式告终，既为《孙中山全集续编》增加了一条新的资料，使其内容更加完备，也满足了郑慨尘家属长久以来的心愿。
    其后，又经过了两个校次的编校，基本完成了对书稿的处理。最终，《孙中山全集续编》大致沿用正编《孙中山全集》的编排体例和校勘规范，继承正编《孙中山全集》的传统。《孙中山全集续编》中的数字全部改为汉字数码，与正编《孙中山全集》统一。标题改字，题字题词的标题均改为“为×××题字（词）”，函电均改为“致×××函（电）”。题词按照正编《孙中山全集》格式，左齐空两格，正文宋体，不加粗，有时间可考的，注明年月日，按时序编入正文；而时间不详者，集中于全书末尾。同题异文参照正编《孙中山全集》的格式，写作“《附一：同题异文》”“《附二：同题异文》”。《孙中山全集续编》所附同题异文，无重要差异，少收或不收；补收正编《孙中山全集》的同题异文，无原则差异，仅文字稍有不同的，基本不予补载，减少收文大同小异的繁复情况。电文格式也按正编《孙中山全集》体例，短电文抬头空两格，落款不分段，不按书信格式，长电文则按书信格式编排。
    同时，《孙中山全集续编》与正编《孙中山全集》也不尽相同，在一些方面做出了改变。例如：书眉格式，正编《孙中山全集》为单数页罗列本页所有文章名，双数页为卷名；《孙中山全集续编》与之不同，双数页为卷名不变，单数页则考虑若全部罗列本页文章名，则字数过多，书眉太冗长，故仅取本页第一篇文章名进行标注。
    

前一方面，陈铮先生将他珍藏多年的初印本《孙中山全集》贡献出来，上边标记了该书问世以来，他留心记下的各种订正笔迹，这套书极大地便利了修订工作；后一方面，我们约请的几位外审人员也做出了相应贡献。后来，人民出版社的《孙中山全集》出版，我们就文字校订处与人民出版社版进行了核对，发现此本对中华书局版的少量误字有所订正，但中华书局初版有误、人民出版社版沿而未改的讹误之处仍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1.释读误字例
    （1）中华版第5卷第635页《祭蒋母王太夫人文》：古有丸熊昼荻……长为闺壸之仪型。
    “昼”为“画”字之误，画荻为欧阳修母教子有方之典，繁体形近致误。此字人民出版社版已改正，见其第2卷第329页。遗憾的是，“壸”字中华书局版不误，而人民出版社版则误作“闺壶”。
    （2）中华版第7卷第1页《中国国民党宣言》：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搏聚以成一大民族。
    “搏”字费解，当作“抟”，聚合义。盖繁体形近致误。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131页沿而未改。
    2．断句讹误例
    （1）中华版第1卷第182页《与宫崎寅藏等笔谈》：机事不密，则害成者易之，大戒也。
    语出《易•系辞》，当标点为：机事不密则害成者，《易》之大戒也。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33页已改。
    （2）中华书局版第1卷第110页《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有云“一知半解”，系属险事。
    英文谚语为：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则“系属险事”四字当在引号中。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68页沿而未改。
    3.擅改原字例
    （1）中华书局版第1卷第11页《上李鸿章书》：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劝[勤]。
    劝，勤勉、努力义。不必擅改原字。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1页即遵从原文未予擅改。
    （2）同卷同篇第14页：集殊方之货宝[实]。
    货宝，见于《书•盘庚》：“无总于货宝。”不必擅改原字。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4页沿中华书局版擅改之误。
    更有古代文体中齐言者亦误断句者，如中华版第5卷《祭朱执信文》首句：“呜呼！执信而至是耶，一柱颓毁，万夫咨嗟。”实则当断句为：“呜呼执信，而至是耶。一柱颓毁，万夫咨嗟。”耶、嗟两字押韵。同样是由于不熟悉押韵规律，后边的“刚狂”与“秽蚁”、“孱还”与“举龉”等韵脚也粘连不清。人民版亦沿此误。这就使得修订新版《孙中山全集》更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