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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评价一本政治史著作，称它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这本书即是李剑农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李剑农（1880—1963），生于湖南省邵阳县滩头镇（今属隆回县）。早年入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后改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史地科学习，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赴日学习。武昌起义爆发后，弃学回国，参加革命活动。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独裁，遭通缉，赴英留学。1916年夏回国后，曾任上海《中华新报》编辑、汉口明德大学教授、《太平洋》杂志编辑部主任、湖南省务院院长兼教育司长，后受聘于武汉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大学，任教授。1950年后，曾任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政治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 1930年，李剑农所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后因教学需要，将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这段历史又补写了三章，更名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42年由位于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印行。1943年又交蓝田书报合作社印刷发行。本书内容，起自鸦片战争，止于北伐战争，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为界，将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化分为三大段落。后来有多个版本，1946年蓝田启明书局出版线装四册本；1947年商务印书馆印制平装本，分上下两册，1948年再版。台湾商务印书馆曾于1963年刊行该书，后又于1992年再版。1956年由美籍学者邓嗣禹和J. Ingalls编译成英文版，由D. Van Nostrand公司出版，后在美国、印度多次再版。近些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等先后再版。2011年，商务印书馆将其列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重新出版。2015年，中华书局又把它收录《国民阅读基本经典》，予以刊行。 李剑农亲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军阀混战、国民革命等重大事件。特别是在联省自治运动中，他亲自主持起草湖南省宪，后来又担任湖南省务院的院长（仅次于省长）近两年时间。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李剑农以当事人的身份承受政局变动、认知演变轨迹，以丰富的感性体认为基础，触摸到真实的历史。他把亲身经历、见闻感受，与记忆影像、文本材料加以结合，用长避短，为读者展现出中国近百年政治演变进程的纷繁场景。 李剑农曾做报纸编辑，并与人合办过杂志，经常撰文发表政见。这种身份与经历，不仅练就其简明扼要、通俗流畅、条理清晰的文风，也养成对事物保持敏锐观察力的思维习惯。民国初年，各政党分分合合，情形复杂。他提纲挈领，抓住脉络，予以清晰阐释，并列表说明，一目了然。再者，南北各军阀，以及与孙中山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他也能透视根本，化繁为简。援鄂战争是湖南联省自治中的重要事件，原因颇复杂。李剑农从湖北、湖南、皖系、四川诸方面进行解读，并谈了战争结果对各方的影响，条理相当清晰。诸如此类的细节，读之每每茅塞顿开。 政治史一般关注军政大事、政局演变，这些在李剑农书中自然占据相当地位。不过，值得称道的，还在于他以文化视角，审视政治、社会之如此变迁的深层原因。关于鸦片战争，书中写道：“表面上是因鸦片而起，是中英两国的战争，然而就战争的真意义说，可称为中西文化冲突。”李剑农列举了三个观念的不同，即国际社会观念、经济生活观念、法律观念。正是这些观念的不同引发了一次次冲突，终致军事对抗。关于太平军与湘军胜败的原因，他认为，除了战略失误、人才匮乏等关键因素外，洪秀全力持的神权主义无力对抗曾国藩抱定的名教主义，也是关键因素之一。“天京事变”后，神权主义对太平军的吸引力逐渐丧失，而名教对缙绅民众却有强大的号召力。说到戊戌变法，他认为，康梁的维新学亵渎儒家经典，触犯大批士大夫的立身之本，惹起众怒；更为重要的是，变法措施使相当多的人尤其是旗人失去饭碗，最终导致这些力量群起反扑，而慈禧太后则做了他们的代言人。变法失败后，满汉交恶，日趋严重，与变法初衷背离，并最终成为清廷覆亡的祸源之一。 民国初年，袁世凯翻云覆雨，弄权使诈；宋教仁不为其所用，终为其所害。李剑农评价道：“袁世凯最忌有能力而又有操守的人，因为有能力而又有操守，便不肯作他个人的私党，受他的牢笼指挥，便是他切身之敌；他一生的本领，就是使贪使诈；他最大的罪恶也是养成社会贪诈之风，务使天下的人才尽腐化于他的贪诈洪炉中；至于揽权窃位，犹其罪恶之小者。”他认为，贪诈之风比袁氏独裁更甚，不仅影响当时，更贻害后世。这种认识，很有见地。 袁氏复辟结束，护法运动开始。而后南北双方进行了一年多的和议，竟不能解决一个护法争议的问题。作者认为，总原因在于双方都没有“真正为国家谋利益的中心主义与思想”。 “北方的新国会固然为一般舆论所不满，南方的旧国会也未见得为一般舆论所拥护；北方的毁法固然不是，南方的护法也未见得尽出于真心：总括一句话，就是此时南北两方都为军阀政客的地盘欲、权力欲弄得四分五裂，把国家的公共利益问题都丢在九霄云外去了。”后来，他积极鼓吹与参与的联省自治运动也以失败告终，其原因也在于“赞否的两方都没有真确的认识，没有为国家谋统一的诚心”。当初，那么多英烈用鲜血造就的民国，竟成了军阀谋利的工具，李剑农深感痛心，而又无可奈何。他曾引用林觉民的《与妻书》，“使读者知道黄花岗烈士是为什么流血牺牲的”，并说：“假使后来的革命党员，大家都守着这种高尚纯白的精神，替国民谋幸福，民国当早抵于安康福乐的境地了”。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中的话：“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军阀与英烈身上，彰显的大概就是天壤之别的境界吧。 与此同时，思想文化界掀起新文化运动，而文学革命是重要一环。李剑农认为，文学革命的效果之一，即“在文体解放上给予了国民党一种改良的宣传工具”。辛亥前的革命党机关报《民报》，连高等学堂的学生都有读不懂的，而现在的高小毕业生大概都能读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由此，国民党才和社会发生更多干系，大革命的浪潮才会涌现。而由文体解放到思想解放，引起社会思潮的变动、更新，言论思想界讨论问题、研究主义，成为风尚。思想与社会，交融互动，影响着中国的前进方向。 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说过：“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人们总是站在当下回望过去，总是在既定观念下进行思维活动，文化印痕就烙在日常言行举止中。李剑农以思想文化融入政治史，揭开历史的一个侧面，循此思路对诸多政治事件作深层审视，庶几能向历史的真实更进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