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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秀良
    
笔者对于蒋介石研究是门外汉，但因钟情于民国史的缘故，也有所接触。读这部七十多万字的《蒋介石传》，笔者的最大感受是史料丰富、持论公允。
    改革开放以来，民国时期的许多档案资料得以整理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以及蒋介石日记的开放，对于蒋介石研究来说，既充实丰富了研究资料，也提供了崭新的观察视角。在这样有利的大背景下，严如平、郑则民二位老先生不为博杂的史料所“迷惑”，仔细辨别真伪，既努力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片面选取那些符合定论的史料；又要防止轻信那些不够准确的史料所蒙蔽。取材精当，方能立论公允，这即是古人所谓的对“史德”和“史识”的考验吧。细致分析，笔者认为其立论公允之处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了蒋介石扫荡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意义。建军黄埔、出兵北伐，虽然是孙中山在世时制定的大政方针，但完成这一任务的却是蒋介石，而且是在克服国内外种种不利因素之后，经过艰苦努力才得以完成的。因此，该书特别指出：“蒋介石通过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瓦解了奉军，结束了北洋军阀十余年的统治，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第195页）国家的统一，历来是全国人民一致追求的最高目标，唯有国家统一才能自立于世界。蒋介石实现国家统一，肯定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这一点不容置疑。以往我们看待这一历史事件，难免会出现某些偏颇，但更应该从国家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价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
    第二，肯定了蒋介石领导全国军民抵御日本侵略、收回国家领土主权的历史功绩。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积极联合世界上反法西斯的国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以巨大的努力，废除了丧权辱国近百年的不平等条约，在开罗会议上取得了战后收复东北和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国际承诺，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该书评价说：“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国家和民族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他一生可数的光荣篇章。”（第501页）虽然这个评价加上了“可数的”这一定语，但仍然具有突破意义。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坚持从中华民族的全体利益出发，将党派利益置于中华民族全体利益之后，是符合历史进步方向的。
    第三，肯定了蒋介石坚决抵制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国际托管”的企图，并严厉镇压“台独”势力，始终坚持一个国家的民族立场。退拒台湾以后，蒋介石在维护“一个中国”的立场方面容不得丝毫含糊，尽管他是以“反共复国”为鹄的的，但同时也留下了历史的遗憾。该书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评论：“蒋介石偏安台湾二十五年，在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同时，固执地坚持‘反共复国’，又在种种因素制约下，使得台湾多少年来一直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状态，台湾海峡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道人间银河。”（第678页）历史进程从来就不是直线式的，总会有曲折和反复。在民族大义面前，是维护“一个中国”的立场还是制造“两个中国”，这是根本分界线，蒋介石并没有违背民族大义。
    诚如张海鹏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这部《蒋介石传》“是以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家的独立”这个基本视角，来对蒋介石进行研究的，因而才能够做到立论公允。但是，这部书也不是没有缺陷，比如对蒋介石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变化分析过少就是一例。研读蒋介石的心境，是考察蒋介石处身行事的重要依据，舍此就很难做到客观评估蒋介石的行为方式，这个缺陷容待后来人纠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