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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得后 
看到扬之水的日记《〈读书〉十年》（一），想起鲁迅和郁达夫。 鲁迅有两种日记。一种是写给读者看的，现写现发表。题目就叫《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前者还有篇“豫序”，说：“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OK。鲁迅死后，影印了他的“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有人看了，很不过瘾；有人看了，颇为不屑：呀！就那样呀，没意思。这，至少，恐怕要怪自己没有先看到这篇《豫序》吧？ 郁达夫有《日记九种》，年轻时读到，非常惊异，也非常佩服。他是那样适情任性，不怕暴露自己。敢于这样的人，可谓“君子坦荡荡”吧？ 天下“日记”多矣，我之所以独独想起他俩，是因为鲁迅针对郁达夫论“日记”的真假有一段评议： 第一篇《日记文学》，也是达夫先生做的，于是便不再去寻《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变成看谈文学了。我这种模模胡胡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怎么写”的问题，却就出在那里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说凡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点自叙传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而且叙述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晓得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当的体裁，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 这诚然也值得讨论的。但我想，体裁似乎不关重要。上文的第一缺点，是读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第二种缺陷，在中国也已经是颇古的问题。纪晓岚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决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于是只得以《春秋左氏传》的“浑良夫梦中之噪”来解嘲。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 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怎么写》）这次拜读扬之水的日记《〈读书〉十年》（一），第一个启发，居然是发现了鲁迅上述议论的一个“疏忽”。郁达夫说的是“日记”而又“文学”，就这一点说，鲁迅固然是对的；然而，不是还有一种“正宗嫡派”的“日记”吗？日记有两种，一种是“文学”类即“虚构”类，如《马上日记》，一种是“非文学”类即“非虚构”类，是“正宗嫡派”的《鲁迅日记》。这种“日记”“事实的真实”是它的生命。而且“事实的真实”是唯一的“真实”标准。倘若在其中发现“与事实不符”的地方，若是个别，则“瑕不掩瑜”，若不是少数，那就令人“幻灭”了。“日记文学”才不靠事实，而靠“虚构”的艺术性。 我觉得《〈读书〉十年》（一）是“非虚构”的，“正宗嫡派”的日记。因此，我倒好奇起来。我一边读一边想：写的是真的吗？是这样的吗？其中的不少前辈，已经驾鹤西去，“死无对证”了；因此我期待健在的前辈，活跃的大姐们，先生们，勇敢地“出庭作证”。自然，他们都有“沉默权”。在他们还没有证实或证伪之前，我只好瞎猜，说我的感觉了。 我觉得她是真实的。我的证据：一是她的质朴，似乎没有“粉饰”。有所隐瞒，我也看出来了。 人之所写，“日记”呀，“书信”呀，“自传”呀，“口述历史”呀，凡是“非虚构”类的文字，有所隐瞒，是可以理解的，是人之常情，也是记述的必然；但有严格的限制。倘若已经公开的言谈，已经发表的作品，将“日记”涂抹；在“自传”中隐瞒，从“全集”（不用“全集”之名，实为全集的“文集”）中删除，乃至面对事实死不认账，是不行的；这是恶作。人品也不足道了。 “粉饰”近于造假，是不应该的。我觉得作者没有“粉饰”，可以举两个小例证。她买一部书，居然还要“请示”“家长”。这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即使在中国，尤其在“首善之区”，对人对己都不是“好话”。杨先生不是“家庭妇女”，也不是“全职太太”：可是一个“自己打拼”，“自学成才”，从《芝麻通鉴》出入文史，关注社会，到转向“名物”，“金银器”之类，每有所学多成方家，是能够进入《读书》编辑部的人物啊！二是在饭桌上的家庭密语，如儿子说长大不能结婚，因为“害羞”。自然，这可能是“童言”，因为“扬”先生已经做“婆婆”了；但我读的感觉却是一种心理障碍，也不见得是“好话”。 这种质朴，还有一个反证：“日记”没有“借光自照”的气息，没有一点以“八大人”叫我“滚出去”作攀附的“自得”。一九七九年复刊，不久即以发表“读书无禁区”的雄文震惊全国读书界的《读书》，何等了得！扬之水奉命约稿-取稿-送稿等等登门拜访的编务活动，亲炙的大多是名满国中的前辈学者：钱鍾书、杨绛、徐凡澄、金克木、张中行……倘若顺带一笔“我的老师”甚至“我的朋友”，或“平生风义兼师友”云云，如何？这可是显摆身份的，又是如今颇为盛行的“学者作风”之一。作者不屑于此道。还不质朴吗？ 有这样的质朴，那“真实”，是八九不离十的了吧？ 如果说，上面是我的瞎猜，那么，下面却是我的实感了 她留下了一代《读书》编辑部的“编务注”，和他们上下左右的“写真”。他们的敬业精神，文化志向，从运动中练就的政治智慧，都令我感动和佩服。 除了编辑部，就是那“黄金十年”，扬之水对和编辑部关系密切的一代前辈的交往与“聊天”的记录。不仅让我大长见识，深深感到他们的气质、风度、修养和学识是多么足以令人赞赏。其中关于徐凡澄的大量记述，又启发我从《鲁迅日记》中辑录了《〈鲁迅日记〉中的诗荃》,两相对照，不亦乐乎。前辈长者诉说单身老年的“寂寞”、为邻居照顾幼儿的愉悦、亲属远道来侍奉的尴尬，在在是人生常态，世俗风情。 金克木先生评徐译《五十奥义书》思前想后的“苦衷”，学术、情谊的纠结，在在是活人的情愫，人生的常态。所评：“奥义书者，本无奥义也，最神圣的信仰，原缘自最世俗的念欲。再深奥的哲学，蕴含的也是生命的精义。”何止奥义书如此！先秦诸子、现代鲁迅，所思所想，孜孜求索者，何尝不是从最世俗的人生，升华到“理想的人性”！各各提出自己思考的所得，期望人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只是各自所处时代不同，社会状况不同；自己所处的人群或希望跻身于其中的人群不同，思想的果实不同而已矣。 《〈读书〉十年》（一）内容实在是丰富。即如《鲁迅日记》每日必有阴晴雨雪的气象记载一样，她则念念不忘记载的还有每次编辑部餐聚的食谱。一百年后，人们想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干炸丸子们，恐怕会惊异于在这里的发现。一如老北京归来津津乐道已经与记忆迥异的“北京小吃”，只能在“野史”中搜索。 是的，《〈读书〉十年》（一）是一部“野史”。记录了一个政治文化中心“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黄金十年”思想史重要的一章。 作者是勇敢的，在“心有余悸”的世道，在“交心”依旧可以入罪的时候，能自觉书写这种“正宗嫡派”的《日记》。我惭愧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十年如一日的坚毅。我望尘莫及，甘拜下风。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