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集体之间的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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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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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著，中华书局2008年12月第一版，32.00元
春节长假，《聊斋志异》也许是最适合阅读的书之一，在鞭炮声中慢慢体会古人既羡
鸳鸯又羡仙的情怀是件颇有兴味的事。不过仔细想来，即便是蒲松龄的想象和描写，与真正的社会现实比起来还是显得纯洁。
2008年，知识界、出版界谈得比较多的话题之一是改革开放30年。一个说法是，对这30年的理解，也许要联系到上两个30年才会更深刻。中华书局最近重版了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讲述的正是上一个30年的起点：1948年的知识分子。与1978年有些类似的是，那时的知识分子同样充满对即将开始的新世界的憧憬，以致当有人略微表现出犹疑和困惑时，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们就会群起而攻之。新中国还未成立，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运动已从解放区延伸到了国统区，1948年3月，《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上海等地出版，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进行解放前的总清算，按照钱理群的说法，这是在“争取文学史以及现实文坛上的主导地位”。30年代盛行的论战再掀高潮，只不过这次争论有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趋势。知识分子是敏感的、睿智的，他们总是比老百姓早得多地感受到时代脉搏并做出明智选择。书中还具体谈到丁玲、胡风、沈从文等人如何努力向人民群众、向文艺新方向、向集体靠拢，可是，他们努力的脚步始终无法像荆无命与上官金虹那样一致，他们必须等到下一个30年的起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1948年知识分子们的抉择，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当时社会运动的影响。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的考察，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不过是“乌合之众”的骚乱，在《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中，查尔斯·蒂利对两百多年的社会运动史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其中不无让人深思之处。书中提到社会运动的创建时期，1768年，英国伦敦的一些市民为表示对议会候选人、国王的死敌约翰·威尔克斯的支持，在大街上拦截马车，强迫对方高喊“威尔克斯暨自由”；1773年，威尔克斯竞选伦敦市长失败后，三千名市民冲进市政厅，高喊现任市长是恶棍，抢走了原本属于威尔克斯的位子。在查尔斯·蒂利看来，这些行为恰恰是社会运动的雏形：“将议会选举活动变成了展示大众团结和公众决心的盛会。”
从参与社会活动的这些群体再放大到族群，判断的标准可能会更复杂一些。去年5·12大地震期间，恰逢台湾学者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出版，该书引起广泛关注。最新出版的王明珂的《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其厚重程度可能要超过前一本。此书将游牧社会的人类学考察与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讲述了游牧民族的历史命运。作为游牧族群，与中原王朝的冲突在所难免，问题是，对于这种冲突、互动造成的民族融合，我们很难作出看似公允的评价。作者提到，从汉代到魏晋，绝大多数的华夏家族都自称是黄帝之后。“炎黄子孙”的观念，正是在民族大融合之后隋唐开始形成的。鲜卑宇文氏之祖先，就被认为是炎帝之后。葛剑雄先生发表于《读书》1996年第5期的文章《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北魏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认为，鲜卑的汉化，也许是一次集体的选择，但是最终基本上切断了与鲜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鲜卑族曾经赖以生存的本民族语言、文化、习俗等都消亡了，鲜卑族作为独立的民族也不复存在。这个选择究竟该如何评价呢？也许就像我们该如何评价游牧民族的消亡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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