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 在江南水乡偷得了浮生数日闲，借着初冬的温煦阳光读完了友人李君责编的吴相湘《三生有幸》。吴相湘先生是海外研究清史、民国史的大家，晚年记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学术成绩，最终落实在“三生有幸”四个字上，后人读来，自然就是在分享前辈的幸运了。只是我的读书法是典型的“不贤者识其小”，眼光总向着边角去：厚厚一卷读完，萦绕于怀的，每每只落得几则掌故、些许感想。且整理出数条随手写于书眉的文字来，朋友若能分享自己的乐趣，也算又多了一份幸运。 第５５页述明正德帝游大同的历史记载与传统戏曲中的李凤姐故事，激愤地说：“官书记载情况是这样恶劣，而民间传说，戏剧搬演反渲染成‘佳话’，风流余韵，迄今尤甚。‘戏剧是社会教育最好工具’真不知从何说起。”按：这是社会心理学课题。民众的精神状态如此，可知民族性矣。谁说现在就不是这样呢？被青皮侮辱了是惨事，被恶少侮辱了是寻常事，被皇帝侮辱了是幸事！人的奴性真是可悲。 第６２页：“我在北平时常听故老传说：顺治皇帝（康熙帝之父）喜爱菠菜，称之为‘红嘴绿鹦哥’。北京一年四季有菠菜，传说即为迎合帝旨。深恐帝一旦传菠菜，而无菜品供御，可能要受处罚。但我在故宫文献中没有看到有关记载……”按：鲁迅的杂文名篇《谈皇帝》中说：“往昔的我家，曾有一个老仆妇，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她说——‘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吴相湘“常听故老传说”，可见这个说法在北平流传极广，不排除当年鲁迅也有耳闻的可能，作文时妙手偶得，托之以“往昔的我家”“老仆妇”了。 第７３页：“明德中学是胡子靖先生创办……素有‘少爷’学校之称。学校当局做到了‘一望而知为（胡）安定弟子’。就是说学生服装整齐清洁，风度仪表，与众不同。”按：过去有以同姓的古人指代今人的传统，言者、听者都无须明指而心领神会。比如李贽写信给朋友大讲“顾虎头虽不通问学，而具只眼，是以可嘉”，这里说的可不是小字“虎头”的晋朝大画家顾恺之，而是李贽的好友、蓟辽总督顾养谦。二顾一文一武，不明白李贽怎么会拿他们互代，此处以北宋学界领袖、教育家胡安定指代明德中学校长胡子靖就妥贴得多了。以胡安定指代姓胡的教育家，更妥贴的一回见于胡适日记：有人写信给胡适，信封上就直接写某学校胡安定先生收，竟然也就到胡适手里了。要搁现在，邮局岂不是要打上查无此人的戳子退回给寄信人么！ 第１２３页：吴先生出于研究历史的需要，迫切希望看到更多的史料，但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有决定：“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以前史料可以公开，以后则关系‘最高机密’不予公开”。一九六○年春，在蒋介石、宋美龄出席的一次教授同志春节聚餐年会上，吴先生“首先起立慷慨陈词”，要求党史会主委罗家伦公开答复断限的历史依据，甚至炮轰：“敢说罗主委实际上是并不知何者机密性高，只是用‘最高机密’作掩护而已。”吴先生很高兴地注意到，“蒋夫人在我说完后，即举杯向我敬酒（清水代酒）”，而蒋总裁综合答复大家的问题时，也说到“史料对同志应予公开”。然而，“不幸这‘五四’人罗家伦始终没有遵行……”。按：吴先生的书生气真是太浓了！罗家伦哪有本事抗拒最高指示，他不开放史料，正是因为不开放才是蒋的真正用意！蒋承诺开放，只是说说而已，做样子给知识分子看而已。不开放的责任，就给下属担去吧。这样的初级帝王术，研究历史的吴先生竟然不知道。 第１７１页：胡适给吴先生函的末尾说：“我看你信尾记月而不记年，你是治史的人，似宜养成记年月日的习惯，并使学生人人养成同样的习惯，你说是吗？”吴写道：“适之师手翰末特嘱信件要记得写年月日一事，确实重要。多年来我已养成习惯。但我保存的多位前辈或同辈手函，大多只写月日，没有记年；幸来信封上邮戳还可资参证。今特记述于此，企盼青年朋友注意，将来一旦成名以后，这些信札就是史料。”按：学人成名，信札是史料，不假，可吴先生这样的理解还是窄了。我想胡适的意思是说，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养成尽量精确、原始地保存文件档案的习惯，这样便于核查、检索，不给将来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当然，这些也都是学术史的资料。所以，胡适才强调“你是治史的人”。 第２１７页：吴先生赠胡适以高丽纸，并引《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所记胡适的话：“……高丽纸里有纤维，才能持久。抗战期间重庆出的书，看来纸张很坏，但里面有纤维，倒也可以持久。”按：我买旧书的经验也是如此。抗战间重庆的土纸本大多看上去破败不堪，但内页往往韧而不脆，不霉不蛀，竟比许多当时的精印书保存得还要完好。 第２７８页：“一九四八年即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国会两院协调通过援华法案中特列‘晏阳初条款’，即设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闻讯，特再三电报国务院指陈：‘农村建设条款使我特别满意，因为这似乎是步向问题的核心……’”然而，“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在大陆工作不过一年余，即因局势激变而迁设台湾……”。按：司徒雷登终究是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对中国国情的了解绝不肤浅。现在回头看，中共革命的成功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当时的机遇可谓是千载难逢，错过一个都不行。若时间充裕，“晏阳初条款”得以实行，中共要通过土地改革在短期内凝聚人心，困难就大得多。毛泽东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司徒雷登觉察“中国农村复兴”计划“步向问题的核心”——他们都目光如炬。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