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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赵英诗集《我从陕北来》三人谈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艺报 newdu 参加讨论


    乡土情怀与现代沉思
    □王必胜
    赵英的诗,多是短章,题旨集中,感情率真,由诗名《我从陕北来》就可见一斑。诗意斑斓,见情见性,质朴而执拗,她自诩“左手写诗,右手种菜”,在广袤浑厚的黄土高原,畅抒心声,书写衷曲,朴实而自在地生活在诗意与农事之中。 在文学版图中,现代诗或许是最为大众,最接地气,也最没有门槛的一翼。有论者说,诗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作为诗的国度,数千年的文明史,成就了这枚文学宝石的艺术辉煌,形成了特有的艺术圭臬,但也给后来者以极大挑战。就当下而言,诗的艺术发展,虽前行精进,却多是在花开花落、自生自灭中,没有多大声响,文学的风光不再,诗歌更显寂寥。时下文学分类细化,审美分众化,对宏大叙事、纪实长篇的审美倚重,诗人的吟唱和表达,多发端于自我,心灵的书写,精神世界的凝视,展示的多是自我的人生和情感历程,与时下阅读无形中成为一种疏离,但或许成就了诗人对自我的审视与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关注。赵英的诗也可作如是观。
    赵英在诗中说,“我从陕北走来,捧一撮黄土,小心翼翼。”这是一种身份认定,也是一种文化认同。黄土高原,物候气象,人情世态,养育了她生命的文化印痕,浸入诗中,这就有了对于亲情、故土的感念,对亲人和过往的怀想。她执著地写“我的家乡”“我的奶奶”“父亲的歌”,以及“背着风尘回到故乡”“山楂树下”“枝头鸟”等,平实直白的诗名,显现出诗人特别的情怀,她也写青春和爱、父辈的坚韧,敬畏自然,展示这方土地给予的生命活力和精神向往。在《二月》中她写道,“一大早/阳光就趴在了玻璃窗上/温柔地安静地看着我/而此时/我刚刚换了身粉色的衣裳……打开窗子吧/我要整理我的小院/把多余的扔掉/把需要的收藏好/给角落的土壤翻翻身/然后 浇水/施肥……就种一颗苹果吧……”还有,那横山的殿市镇上,家乡故土的风习人事,虽不多,却呼应了诗题的内涵。“我在陕北等你/请你和我一样深爱这片土地/一起听粗犷奔放的信天游……”“把故乡捂在胸口/牵一头牛踉跄而行”。正是陕北高原的乡土情怀,支撑了她诗的情感基石,奠定了诗作的精神指向。
    然而,这不是她诗作的重点,或者说,不是诗的集中主题。作为现代女性,已然走过青春,摆脱青涩,面对社会的高度物质化,面对现代生活多变的人生,及至思想、情感或精神的剧烈变化,有追求与期待,有向往与失落,有坚持、迷惘,也有不甘,心理的表达和精神的诉说,寄托于诗,于是,她的诗中跳跃着不羁的激情,也闪现出沉郁的思索。100多首诗,多以断章箴言的句式,抒发一个现代人的心灵自白,书写情感和精神上的纽结,追寻生命的意义。诗的形式,侧重于诘问、反省,这样的诗题或许是最好的表达:问、悔、错、默、哀;另外,像寻找,祈祷,重生,感谢,忽然,如果,谎言,怀疑等等标示诗题,其现代意味,油然而出。“这世上/生存着两个我/一个在角落里遐想/一个在烟火中流浪。”(《问佛》)遐想,沉思,或者心灵的诉求,情感的寻找,以至爱的向往,美与自由的寻觅,或者,焦虑症候,失恋,等等,这恰是一个现代人,历经的生活和生命过程,也是一个现代诗人捕捉现实,表达自我,生命感受与诗思飞扬的一个体现。
    赵英的诗题,少有形象的事物,多单词只字为诗,现代意味浓烈。年轻的生命感受,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一种执拗的表达诉说,虽然不乏匆忙浮泛,却鲜活生动。如果从思维方式看,诗人多从反向角度推演现实生活意象,描绘现代人思想精神的某种错位,某些悖反。比如,爱的沉重与思念的不能承受之轻;比如,简单生活与精神充实的落差;比如,远方的目标与终点的虚无背离;比如,喧嚣的人生与夜的明净清澈的对比;比如,真相隐匿与谎言流布,天使与魔鬼,等等,这些意象与景象,呈现一种悖反的思索。如同她的诗题,“因为爱,所以离开”一样,原因,可能不一定成为结果,也可能有异样的解释。这浑沌斑驳的诗意主题,是诗人生活所思,也是现实的无奈捕捉,清丽质朴的句子与沉重的心灵拷问共生,有形而上的意味。
    由此,赵英的诗可当现代哲理诗,有些句子和意象,不仅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经典诗作中看到影子,往大里说,在美国19世纪著名诗人狄金森的一些短章,也可找到所本,不做长篇的铺陈,没有错落的句式,只是绝句式的意境,情景都框定在小的画面中,让景象和意象引申出哲理。像《良药》一诗就有此特色:“佛在云游时/给我两服良药/我试了又试/心里遍开莲花/啊/请记住/一服是放下/一服是忘记”。当然,赵英的诗不足也很明显,语言和意象,都有大可提升之处,尤其是表达方式拘谨,还可再疏放自在些。诗的题旨气象也可更为阔大和丰富些。
    用诗歌之光照亮自己
    □兴 安
    相比小说,诗歌是近几年最活跃的一种文学形式。我们从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中,看到最多的文学活动也是诗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截句诗”“诗歌那达慕”,尤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不久前刘禾编的《持灯的使者》(增订版)举行的活动,聚集了北岛、李陀、芒克、刘禾、欧阳江河、唐晓渡等众多诗歌圈内外的人士参与,会场被拥挤得水泄不通,诗人与读者对诗歌的热情形成了一个感人的文学气场。在那一刻,我确实感到诗歌也许真是文学类型中最有魅力的一种形式。
    2017年是中国新诗诞生百年的纪念年,有人甚至建议把这一年定为“中国诗歌年”。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了诗歌的阅读和写作,诗歌的出版和传播也达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繁荣的一个时期。这些此消彼长的变化,让编辑和研究了30多年小说的我,忽然对诗歌和诗人产生了嫉妒。
    我虽然不大懂诗歌,但这几年也应约写了几篇评论和序言,回过头来看只有《漂泊在汉语视界中的蒙古歌者》《寻求神谕的词语》这两篇文字还值得一提。记得我喜欢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过这样一句话:“诗歌是一种力量,它能让读者回归自身。”这句话后来几乎是我阅读诗歌,甚至是欣赏和评价诗歌的一个标准和角度。我们的社会乃至世界是向外扩展的,而全球化让这种扩展有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使我们常常处于不知所措的失重的状态。文学也是一样,包括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乃至戏剧,在杂志、电视、网络,还有舞台上,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却忽略了自身,甚至忘记了存在感。而在这种状态之外,静下心来,读一首诗,或许能让我们面对自己,回归内心,让失重状态的我,重新认识存在的意义。这或许就是诗歌在今天的价值。
    不久前,我看到一本诗集《我从陕北来》,作者是来自陕北的青年女诗人赵英。她写作的时间并不长,她的诗也不能说完全达到了我对诗歌的要求,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没有受过专门的文学训练的人,她能够以文字,将生活中的所感所思和所悟转换成诗的语言,并以此与读者、与社会、与世界建立一种新的美好的关系,同时用自己微弱的诗歌之光照亮自己,获得心灵的升华,我以为这是值得赞赏的诗歌写作。我喜欢她的这首《左手写诗,右手种菜》,这该是她写作状态的真实写照:“你想做回古人/五千年或更远/裸露着黝黑的身体/只两片叶子扎遮盖/你想看走过的脚印/想看月光下自己的影子/深深浅浅 用力了就好/群魔乱舞 端庄就好/远方瞪着眼睛/你捂着焦灼 匆促赶路/你还想找个适宜的称呼/三流诗人 村妇 风儿/罢了!罢了!/撑起船帆/左手写诗 右手种菜。”我一直认为诗人应该是天生的,与身份无关,哪怕他(她)是个种菜的村妇,当内心的诗意萌芽的时候,就会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脚印”和“影子”,哪怕他(她)永远成不了大诗人,但只要努力就好,端庄就好,正如她的另一首诗《有一个习惯》中写的:“我不知道诗是什么/只知道我已爱上了它。”
    诗歌是美好的,但诗人之路却往往体验着心灵的矛盾与内心的纠缠。在《说吧》中,她写道:“我拒绝了烈酒/却沉醉在蹩脚的诗里一塌糊涂/不知归路/阳光普照 夜色也正好/我把自己一层一层剥开/要看 你就看个明白。”诗确实能让读者回归自身,但诗首先必须面对诗人自己,反观甚至剖析自我,才能触碰和感动他人。“在世上/生存着两个我/一个在角落遐想/一个在烟火中流浪。”“一个沉封雪山/一个追逐着温暖/这两个我啊/疼痛在深秋的旷野/将揉碎的心祭奠/问佛:为什么?为什么?不赐予我和邻家女一样的生活。”
    诗人西川在《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之我见》中曾批评当代诗歌中的“自我原谅、自我撒娇、小布尔乔亚情调”,认为“中国诗歌形成了一种新的陈词滥调:要么描述石头、马车、麦子、小河;要么描述城堡、宫殿、海伦、玫瑰”“既不提示生活,也不回应历史,丧失了活力”。读赵英的诗歌,你会发现她几乎没有受到诗歌界这些“陈词滥调”的影响。她直抒胸臆,却不夸大自己的痛苦和忧伤;她写亲情与爱情,却没有矫揉造作或无病呻吟。在她的诗里,既有幻想和渴望,也有忏悔和自责;既有轻声的诉说,也有愤怒的呐喊。可以说,诗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伴随着她的心灵与身体,或者说诗是她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让她在庸常的生活中时时产生诗的通感,并由此获得了真实的生命意义。
    最美诗歌,融在故乡的悲情
    □刘全德
    陕北人歌唱家乡,总是自然而然的情感宣泄,毫不羞涩,毫无掩饰。提到脚下的土地,他们的指代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总是“咱们的陕北”。读了《我从陕北来》这样一个很有特色的诗集,可能人人都会“陕北”起来。
    “若有人问我的名字/我会胆怯 踌躇/我会想到山坡的草根/以及深秋零落的残红……带着故乡的味道/带着对生活的热爱/风尘仆仆/哦,亲爱的朋友/我从陕北来。”(《我从陕北来》)
    有时候,在这样的诗歌面前,我们闹不清“陕北”究竟是个安雅娴静的女性化的名词呢,还是个四处游荡的荷尔蒙膨胀的动词?或许,它本该定格成一处心灵的风景吧。但,一不留神,便从诗人微笑着的嘴角滑脱了,飞翔了。那莫不是飘摇在土坡上的小小风筝,莫不就是山坳后边迎风灿然的小桃红,跟桃花一样笑盈盈的陕北女子呀!在陕北,每个白昼和每个夜晚,无论是贫困无边的年代,还是阳光普照的地方,都不缺少这样的镜头。歌唱着、行进着的陕北!这“胆怯,踌躇”的女人的陕北,和那“强忍着吟诗”的雄性的陕北!
    男性视角里的陕北:狂、美、痛、野。
    男的如此,女的也不差。女性视角里,陕北从来都是母性的、乖巧的、性感的,是人人索要的情感昏热。而在女诗人赵英的自述里,陕北似乎也是男性化的,混同于“尽情的笑,尽情的哭,尽情的发泄,无所顾忌”,但实际上,她对女性视角的爱之传达却往往带着适宜的含蓄,微妙,歧异,并非一览无余。这构成了她自己特有的精神矛盾。
    纵观这部诗集,女性化尤其是母性的情感实在表达得不够深入。但我认为,这部分情感书写的反思和持续建设是她的当务之急,因为它们一直以来都是她本人毫无察觉的、已然拥有的,也是最有艺术质感的珍宝,包孕着草叶与露珠交相呼应的独特声音,映现了美丽而透明的清朴。
    “我躬身向一切生命问好/哦,我是一只受伤的兔子/拐了脚 皮毛稀疏/吃着草 一生都在寻找/不要捂着怜悯与我同行/我是一只爱做梦的兔子。”(《我是一只爱做梦的兔子》)
    “没见过她认真地照过一次镜子/她的衣服永远是灰与蓝两种颜色……用洗衣粉洗过头发……掺着热水喝锅底的一点油花。”(《我的奶奶》)
    语到沧桑句便工。信然!
    倘若我们的诗歌不能触及灵魂深处蛰伏已久的美,倘若我们的文学无力梳洗瘫卧在地的命运的残躯,倘若我们只是歌咏自己揣在口袋里的小人书般的快乐,倘若内心面对急速流逝的岁月而毫无波动,那文学也就可以休矣。
    赵英的诗歌,是在她摆脱了追随已久的前辈诗人词汇的缠绕时,才试图寻找自己的意象和表述(地母、女性、兔子、奶奶等柔和感人的律动)。这个时候,她的描述显得多么动人啊!但是,此刻拥有的已非“漂亮的”词句,而是独立观察到的一个个细节。“皮毛稀疏”“拐了脚”的形象,和“灰与蓝的衣服”与“锅底的油花”,等等。它们在生活中当然不是那么“美”。可是,这就是艺术!和生活背道而驰,和社会化的功利判断,和物质的、肉眼的可笑论断截然相反的,就是她本人掌握的心灵艺术!她塑造出来的最高的美学雕像,恰恰是自然界中站得最低的生命!
    “我的躯体匍匐在人间/我的灵魂在高山之巅/冷漠的人们/听!夜莺在枝丫间呜咽/月亮躲进了云层。”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这首诗里,跟那个遥远的“我”互相配置的所谓“诗化的情感”,已经不是洋气和西化的美,也不是所谓的“乡野气息”,而是地母式的仁厚与悲慈,是神性的、灵魂活动的可见部分。
    总的来说,她个人颇为认可的吼叫式的诗歌美感反而是不对的,因为她的诗歌美学的最本真的部分、本质的部分,恰好是含蓄的,且是音乐性的,旋律化的,而她有时候突然冒出的狂飙和突进情绪需要被小小地约束一下,节制一下。这才会有叫作“赵英”的一首诗歌。于是,她得到了——仅属于陕北的美感,她自己深刻领悟到的世间最美的诗歌,只是那融化在故乡血液里的儿童式的悲情。天真、纯洁、执拗、苦痛的东西,仍然存在着,但被她自己的一个词根吸收;那名叫“陕北”的诗歌美学的母亲,轻轻抚摸着悸动的诗魂,把陕北女子代代相传的苦楚印在那根部开花的草地上,成为她们永生的信仰。倘非如此,惯常情况下,这位女诗人是苦的,甚至是苦涩的。
    她总是有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无以表达之深沉环抱,那可是面对世界的指纹,是对大于自身的事物的发问!我想,这大概是陕北的地灵赋予每一个陕北人的、先天性的气质和命数。于是乎,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一些诗行,尽是无法言喻的骨子里的恋,尽是那喀索斯式的镜像式的挚爱。一腔悲情,啊,那的确是带有悲伤意味的语气,在弹奏着内心世界的野马——
    “哺育一片花香/耕耘一片谷穗/我在南山/你想来就来/我在南山。”(《出发》)这就是陕北,有气度的、叹息着的陕北。
    把山梁的呼吸落了锁,把前世的冤家俏俏地等着。“死了千百回/又疼痛着醒来。” (《等你》)“为你准备好了甜蜜的孟婆汤/为你准备好了沐浴的温泉/还有 柔软的棉花被。”(《哎!枝头鸟》)
    年轻的小伙,迟暮的美人,搅乱了多少江山与尘烟封盖的情事,都在“我们陕北”的一句问候里融化了。呆了,美了。陕北人的乡土爱、故乡情,在文化阶层和一介农人之间自由融通,毫无疏离之感,是骄傲的赤子心怀在裸露。
    在赵英的诗歌里,这美丽的、蛊惑人心的旋律,轻柔而苍凉的音乐,也许就是她已然悟解的最纯粹的“诗”。她要抵达,但不曾道明。这样的赵英,这样的诗歌,到水落石出的季节,或许便相逢了这样一个陕北:把艺术宇宙的飘然托举,慢慢汇流于天使救赎过的尘埃中的心爱。
    我相信,她还会有更美的诗!
    那样的作品,注定不是献给她自己,只是呈给故乡,那最善于化解悲情的母爱的陕北。而且,随着阅读、阅历的积极开拓,可以预见到一点,她对诗意人生之不断建构,到最后,将深深打动知悉她的、理解她的所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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