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辉的长篇小说《大高原》（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叙写了当年北京一批大学生被下放到西北黄河滩农场的曲折故事。在这个苍凉、空旷的农场，蒙丽莎、王学刚、李红梅、华艺等身世性格各异的大学生们，经受了从繁华的首都到僻远的青藏高原巨大的环境反差，包括生活方式、文化差异的严酷考验与情感纠结。他们逐步融入其间，锻炼了体魄，学会了春种秋收、骑马打猎，并与饱经沧桑、诚朴厚道的邢老汉，单纯可爱、聪慧勇敢的石娃子，正直刚烈的曹抗战，专制强横而又不乏善良的苟场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者描写了高原深夜里人、狗与狼的残酷搏斗，小土屋里的手抓羊肉、炖牦牛蹄子，暴烈的烧酒和苦涩的砖茶，直冲云天的秦腔，笛子板胡的演奏，人吆狗撵兔的原始狩猎，兔子和鹰隼的搏斗，羊皮筏子在黄河激流中的挣扎，勇敢少年为救落水大学生奋不顾身的壮烈。
    这些年来，部分作家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片面迎合某些读者的审美趣味，多吟风弄月、闲情逸致，少黄钟大吕、金戈铁马，平庸之作充斥文坛。出生于贫寒农家的杜光辉，少年时期经历了黄土高原的粗犷博大、凝重浑厚，青年时期入伍从军，经受了险峻雄莽的青藏高原零下四十度奇冷的严峻考验；后来当上陕南山区小站铁路职工，又面临文化荒漠、精神饥渴，沉沦还是奋起的艰难选择；中年下海流浪在椰岛的酷阳下，历尽折磨才在文坛站稳脚跟。这独特的经历，培养、锻造了他刚硬的性格，刚健的文风。他在进入新世纪后的文学创作中，展示了一种“蛮性书写”的独特风貌。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问世的《浪滩的女人》《大车帮》《可可西里狼》《闯海南》等，可以看出他逐步确立了独特的创作个性，《大高原》则更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大高原》中祖辈从关中移居到青海黄土高原的西北汉子们，是“蛮性”的典型代表。青藏高原的粗犷荒蛮，必然养育出刚烈坚韧、豪爽豁达的男人。他们面对寂寞和恶狼，有着凶猛强悍的性格。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啃牦牛蹄子，闲来吼秦腔，性格朴直、刚烈，重友情讲义气。小说开始，大学生们刚在农场住下，寒冬饥饿至极的狼群闻到陌生的气息，就在夜晚向大学生们居住的简易房屋发起进攻。苟场长率领农工与狼群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较量。大学生们初到农场的第一个夜晚，就目睹了生物界的生死搏斗，惨烈、悲壮而震撼。这为整部作品奠定了“蛮性书写”的底色。
    文学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人们通过一系列的语言符号去搭建属于自己的文化世界，从而在这个世界中去认识自我、认识社会，感受世界和自身的存在。《大高原》“蛮性书写”的特征主要是通过作家刚劲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富于个性化的对话来体现的。比如作者对黄河滩农场大环境的描写：“伟大的喜马拉雅运动造就了这片神奇的高原，一层峰巅叠着一层峰巅，一溜山脉并着一溜山脉，一道峡谷挨着一道峡谷，一川河流连着一川河流，一片草滩缀着一片草滩。山巅、山脉、峡谷、河流、峭壁、草滩又相互串联纠缠，构成了气象万千的地理地貌。黄河从山巅峡谷中曲曲弯弯地流出，巨大的落差像是从峡谷深处迸射出来，湍急地奔到这里，又猝然放慢脚步，浪下这片旷野。农场就驻扎在这里，命名为黄河滩农场，垦出了几千亩田地。”好一幅大西北青藏高原的写意画啊！他笔下的黄河，同样极富气势和动感，与江南平原的小桥流水形成鲜明的对照。
    还有农工在休闲时吼秦腔的粗犷苍凉，深深打动了这些大学生，觉得这才是男人的声音。这种声音又被边鼓和板胡的声音烘托着，成百上千倍地放大，主宰着青藏高原。蒙丽莎感到，真正的艺术只有在大自然和生活中诞生，任何加以修饰的东西都会破坏艺术的审美情趣。
    在平常的日子里，苟场长在生活上、劳动中对大学生们尽力关心爱护。邢老汉、石娃子、曹抗战等则和蒙丽莎、华艺等正直上进有爱心的大学生建立了深厚友谊。蒙丽莎与邢老汉、石娃子亲如一家，互相关心、帮助；西北汉子们把自己珍藏的红狐子皮、鹿胎膏送给蒙丽莎；尚未成年的石娃子为抢救落水的华艺献出了宝贵生命，谱写了一曲大学生与高原牧民和谐相处的大爱之歌。作者在《大高原》中孜孜不倦地寻求淳朴自然的生命理想，他关注人本身，着力表现健康、优美的人性，目的在于激发人活泼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从而字里行间透露出智慧的气息与思辨的深度，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作者单位：陕西省安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