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南院已经两个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里都没有去。还去过一次药店，因为总是失眠……”这是张悦然长篇小说《茧》（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的开篇，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叫李佳栖，生于1982年。“回到”这一词很关键，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主人公并非是按照线性时间的安排来叙述故事，而是切入了回忆的视角。它同时也表明，主人公在以前的某个时刻逃离了此地，此时不过是故地重游。故事往往就是这么开始的，在故地遇见故人，故人好像还一直没有离开，在原地等待，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成全”这个故事。李佳栖和程恭的重逢构成了讲述的起点，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构成了故事的动力。这首先是两个80后之间的故事——考虑到我和这两位主人公几乎同龄，也可以说，这首先是一个我们的故事。这不由得让我心头一紧，还有什么故事可讲呢？童年的阴影，爱的缺失，生理性的痛苦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宣泄，这些都在重复的书写中几乎耗尽了意义。与前一代作家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在“青春书写”上停留时间过长，关键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在自己的青春中创造出一个少年维特或者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甚至也没有创造出如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那样的隐喻和所指。
    80后一代人的困境在于顾影自怜，放大私我的情感而缺乏必要的克制，而对于小说写作者来说，在意识到这一困境之后，需要的不仅仅是大喊大叫的喧哗，而是需要锤炼自己的思考和想象，以艺术的方式对之进行调整和改进。十年来最需要反思的地方之一，也许就是要明白，“我”——“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如果不能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和坐标轴中来衡量“我”，这个“我”的阐释能力将会越来越微弱，直至消失不见。这是张悦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重新讲述充满了风险，对自我的溯源不能仅仅局限于自我。
    张悦然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茧》中，她决定来一次真正的寻根之旅。李佳栖和程恭的讲述固然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却延伸拓展为他们的故事，即父亲的故事和祖父的故事。这使得小说的人物关系变得复杂而立体，有更多重的关系被建构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父与子”的关系模式。祖父李冀生和父亲李牧原构成了一组父子关系，而父亲李牧原和女儿李佳栖构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父子关系”。与其对应的还有，男主角程恭和父亲程玩命、程玩命和父亲程进义构成的父子关系。这是现代文学的母题，自俄罗斯文学肇始，“父与子”就构成了文学中极其重要的现代性。“父”在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恒定、宽厚的爱被转喻为一种衰老、陈旧、迂腐的秩序，而对于这个秩序的反抗，则寄希望于“子”。因此，“父与子”的冲突，“子”对“父”的抵抗乃至进攻成为缔造新秩序的动力，“新人”的希望也就是这么被想象出来的。这是极其宏大的命题，尤其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规划中，“父与子”的对抗又被赋予革命的神圣含义，对“父”的反抗，不仅仅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弑父情结或者是成长所需，而更是改造社会和解放人类的内在性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品巴金的《家》，对此几乎进行了完全的演绎。后来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柳青的《创业史》，都重复了这一主题。
    张悦然一直对这个母题感兴趣。这不仅仅是“窥探”，其背后的指向是历史、社会和深层的情感，是“父一代”所能提供的不一样的经验和视域。每一代人都有叙述历史的冲动和需要，但每一代人的叙述方式却各有不同。张悦然对父辈的叙述，既有现代文学史的谱系所系，更有80后这一代的独特方式。
    在《茧》中，李冀生和李牧原的父子关系几乎是对现代文学经典父子模式的重复，父亲高高在上，冷漠、威权，武断地干涉儿子的生活和命运；儿子则敏感、懦弱、倔强，以不服从的姿态对抗来自父亲的压迫。但是位移同时也在发生，在李冀生和李牧原的紧张对峙中，似乎已经很难看到那种现代的激情，他们的对峙缺乏一种再造秩序的动力，也不再回应革命和进步的宏大主题。现代文学史上“父与子”的对峙，往往是热烈、冲动的，充满了力的搏击和反弹，那是在宏大历史语境中热烈的碰撞。而在李冀生和李牧原这里，则是冰冷的、软弱和无望的，“父与子”之间的秩序冲突变成了个人的怨恨，它的社会面向也被切断，而转向家庭的内部。
    更具体的表征，是“父与子”的模式向“父与女”的模式的偷偷转变。在张悦然的小说中，李牧原和李佳栖这一组“父女”关系更具典型性。对一种具体的“父爱”的强烈渴求构成了这一关系的核心。从“父与子”到“父与女”，虽然“父亲”依然存在，但是叙述父亲的视角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李佳栖以第一人称的、女性的、倾诉的方式开始陈述故事之时，读者大概就会明白，这是另外一代人在陈述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她所能洞察和所能遮蔽的，都受益于也受制于这样一种身份。
    《茧》的历史叙述并无太多的违和感。虽然在历史的亲历者看来，有些细节和场景并非那么“原生态”，但考虑到时间距离的因素，这也可以理解。整体来看，大量的细节逼真而充满了经验的体温，比如程恭的奶奶喜欢收藏印有红字的搪瓷锅、搪瓷脸盆等，这是鲜活的生活记忆。这些细节丰富了小说的质地，同时也使阅读变得愉快起来。
    （作者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载《光明日报》2016年8月29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