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巢峰
    1978年1月下旬，春节前夕，一张请柬送到巢峰手上。自从“文革”开始，这东西巢峰已是久违。
    应邀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一踏进小礼堂，满目皆是“文革”中的惊弓之鸟。会议是上海市委召开的理论文艺新闻出版座谈会，中华牌香烟、高级糖果招待着正在走出“文革”阴霾的人们。上海市委书记彭冲、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出席这次会议，议题是组织对“四人帮”的批判。
    此时的巢峰，虽还被压在“文革”中被莫须有强加的“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不是“自由身”，但由于《解放日报》组稿，他终于有了批判“四人帮”的机会。他和同事徐庆凯、宋存组成批判“四人帮”的写作组，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十篇批判文章，引起了来上海检查工作的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的关注。就在那次会议上，巢峰成为人才济济的上海市社联经济学会第一召集人。
    14岁参加革命的巢峰，小学没毕业，初中只读过三个月，但在上海，显然是被学界认同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学识，来自长年累月的刻苦自学与实践。
    1953年，巢峰在《经济周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实务文章。第二年，他调入华东出版局做财务工作。1958年，没做过一天编辑的巢峰，一下子从上海市出版局调至上海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主管经济学编辑室。巢峰掉进了知识分子堆里，王亚南、胡寄窗、于光远、许涤新、漆其生、沈志远、陶大镛等，都是他的作者。面对送来给他审阅的王亚南《资本论研究》、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巢峰捧起了《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读物，并开始频繁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报告现场，他走进马克思、恩格斯为他铺展开的世界，步履坚定、执著而急促。每审一部书稿，先找一堆参考书，书稿审完，书基本上也看完了。
    那个世界太丰富了，巢峰流连忘返。经济学是敏感的，实践给了巢峰敏感的品格，他对现实问题的感觉超过钻故纸堆的所谓学问家。他不迷信书本，在独立思考中不断斩获。几十年间，巢峰写下的经济学论文，累计起来，有数十篇。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厚厚的《政治经济学论稿》，属于巢峰。
    在巢峰的论文中，最具批判锋芒与思想光辉的是发表在“文革”结束后的那些文章。“理论界尚处在拨乱反正的‘阵痛’之中，巢峰同志就触及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实在难能可贵。”陈昕说出的是当时很多人的感觉。
    1978年8月21日，《文汇报》整版发表他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吗》，文章进一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1980年，他的《社会基本矛盾有两对吗》再次直面重大理论问题，提出“如同世界本原只有一个（即物质）一样，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只能有一个，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避免天才论、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1981年，他在《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文中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绘制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蓝图，而“左”倾错误违背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道路。
    巢峰在他经济学论文中，论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消费经济学，强调消费是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要以人民生活消费为出发点，消费是所有制的一面镜子。
    这些观点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但在三十年前，说出来却是需要勇气与真知灼见的。
    做了一辈子编辑的资深学者徐庆凯评价说，巢峰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文章，思想解放，观点鲜明，颇具独创性，而且有的放矢，针对性强，有益于拨乱反正，消除“左”的影响。
    巢峰是经济学家，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除此，还有一个更独特的定位，那就是他是在出版领域实践着的经济学家。出版，是他磨砺思想与学术的场所。1983年，中国版协召开第一届理论研讨会。巢峰的《出版物的特殊性》成为中国出版理论研究的先声。之后，他陆续发表了《出版物的价值构成》、《图书市场竞争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等理论文章，在当时这一领域的论争中，巢峰的文章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光辉，丰富着出版理论研究，为中国出版学的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他率先提出出版经济学的概念，还确定了中国出版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核心命题、主要范畴，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出版经营的科学方法论、图书效益论、市场竞争论。
    1997年，巢峰的论文结集为《出版论稿》出版。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阅读后认为，巢峰对重要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性、实践性、前瞻性、论战性的特色，理论上有独到之处，处处着眼于指导和推动实践，表明着作者对实际生活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思考。他评价说：“在十多年来出版理论研究逐渐展开的进程中，巢峰同志是走在前列的。收入《出版论稿》的大部分文章都有重要的主题。现在阅读这些文章有如回顾十多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这本文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时期出版改革和发展的部分记录。”
    2005年，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题为《中国出版业的“滞胀现象”》的文章，在中国出版界引发热烈讨论，也把年已七十有六的巢峰再次推到出版研究的前沿。他在文章中提出的中国出版业出现“膨胀性衰退”的命题，一时间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高频词，而且，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负重组织2009年版《辞海》编纂的同时，巢峰理论研究的目光须臾没有离开过正在发生巨变的中国出版业现实。
    数十年中，这位来自实践的经济学家，用耕耘的足迹，表达着追求的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