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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会走的史铁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散文的走向，使它开始告别“红、光、亮”的宏大视角，开始向人性的深处挺进。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明确地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认为，“人”的问题，在欧洲早已经得到发现和解决，而在中国却现在才要“从新发见‘人’，去‘辟人荒’”，虽然晚了点，但“总比不学该胜一筹”。鉴于此，有必要在文学中“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进而，周作人对“人的文学”做了如下界定：“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并指出了两种重要的描写方法：一是从正面展现“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从侧面的角度来写平常人的生活，或从反面的角度来写“非人的生活”。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呼唤文学中的“人”，他赋予新文学的重要内涵或者思想就是展现这健康的向上的人性。人，第一次走进了新文学运动先驱者的批评视野。需要注意的是，周作人在此强调的“人”既有普泛意义上的“类”的概念，又有“个人”的含义，即“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并非“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从内容方面着眼，提倡“普通”、“真挚”的“平民文学”，把文学现代性与“人学”现代性紧密结合起来，使新文学明确了与旧文学在基本的思想原则上的分歧。因而，有学者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首先揭起以西方人道主义为基本精神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旗帜，从而使文学革命由‘破坏’阶段进入‘建设’阶段，由形式上的改革进入实质上的形式与内容并重，加速了文学革命的进程。”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新文学实质性的宣言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秦新春：《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65页） 如果我们是猪，我们一定乐于表达猪的喜怒哀乐，然而我们是人，所以我们所从事的文学，就不得不思考人的命题。这是常识，却是中国的写作者们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才赢得的权利。因为文学中的人，在历史与政治的裹携下，早已面目不清。这几代努力者中，就有史铁生的身影。史铁生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完成一连串的生物过程，而是为了追寻一系列的精神实现。”于是，散文这种文体，在广场、街道以及虚空中游荡了数十年后，在史铁生那代散文写作者那里，又开始有了人的温度，有了属于人的欢乐与脆弱、迷惘与顿悟。不知史铁生是否注意过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但他这样阐释他心目中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不仅应该关怀人的肉体，最主要的是得关怀人的灵魂。把一个要死的人救活，把一个人的伤病治好，却听凭它的灵魂被捆缚被冷冻被晾干，这能算是人道吗？”也就是说，实行人道主义，并非只是医生的职责，更是写作者的职责，这样才能实现普遍的人道主义。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自己的伤痛甚至残缺，我们被干瘪的政治大词蛊惑得太久了，以致于羞于说出自己的怯懦、不洁和困惑，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文字里扮演着业余上帝的角色，句句是真理，而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散文于是变成报纸上的社论、会议上的表态、墓碑上的铭文，正义、正确、正统，却与灵魂的真实无关。鲁迅对人性的深刻省察、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倡导，在时光的磨洗中已经音讯全无。除了面前一片板结的冻土，和一堆被视为纪念碑的石头，史铁生那代人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史铁生开始了另一种写作——“人”的写作。与他同时，在他身后，同行者不绝如缕，以至于他离世的2010年，这样的写作已经成为诸多散文作家的自觉追求。不能说史铁生伟大，但至少可以说史铁生是勇敢的，因为他敢于道出生命的困顿，并无休止地追问生命的真相。在《扶轮问路》中，史铁生写道：“这57年我都干了些什么？——扶轮问路，扶轮问路啊！但这不仅仅是说，有个叫史铁生的家伙，扶着轮椅，在这颗星球上询问过究竟。也不只是说，史铁生——这一处陌生的地方，如今我已经弄懂了他多少。更是说，譬如‘法轮常转’，那‘轮’与‘转’明明是指示着一条无限的路途——无限的悲怆与‘有情’，无限的蛮荒与惊醒……以及靠着无限的思问与祈告，去应和那存在之轮的无限之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