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革命”——这句话曾经用于形容女权主义对于父权制的反抗。（1）相当长的时间里，汉语之中的“革命”很少与性别联系起来。阶级、民族或者国家时常充当了革命的主体；作为一个反抗的共同体，性别很迟才浮出水面。英文之中的“女权主义”一词19世纪80年代首次出现，旨在支持男女平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2）尽管如此，女权主义者多半坚决地认为，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是最为古老的压迫，只不过大多数性别盲的思想家视而不见罢了。她们强烈主张，性别必须成为历史分析之中一个有效的范畴：“我们觉得有必要将性别划定为一个分析域”；“性别成为破译意义、理解各种复杂的人际互动的一种方法。”琼·W.斯科特进一步解释说，撰写历史的时候，“性别”与“阶级”、“种族”拥有同等的意义：“许多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妇女学学者们都认为，在编写新史学著作中运用这三个分类概念（即‘阶级’、‘种族’和‘性别’）尤为重要。首先这意味着学者们对历史的重视，这一历史反映了受压迫的状况、压迫含义的分析和压迫的本性，其次，这意味着从学术的角度来理解以上述三个概念为轴心形成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3）
    各种权力体系形成的不平等结构之中，阶级、种族、性别构成了三种最为重要的压迫类型。而且，不同类型的压迫往往相互声援，彼此补充。从男尊女卑的陋习到生产资料的超额占有，二者之间存在隐秘的通道。这个历史事实残酷地打破了温情脉脉的幻象，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得不接受经济收支的限定，无论是浪漫的男欢女爱，还是悲愤的妇女解放运动。鲁迅的《伤逝》是一份悲凉凄婉的爱情忏悔录。两个无畏的年轻人冲出家族藩篱，自由地恋爱和同居。“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女主人公子君的铿锵表白闪烁着五四时期启蒙精神的光芒。然而，这一对恋人最终劳燕分飞。他们的爱情并未遭受外部事件的重创，种种琐碎的家庭事务不知不觉地瓦解了最初的勇气和精神追求。由于无视世俗礼仪，“我”丧失了工作，食品、燃料等各项家庭开支迅速地成为问题。陷入经济窘境之后，子君的精神境界很快下降为庸俗的小市民，以至于“我”开始对乏味的婚姻生活感到厌倦。他们的分手成为一个必然，后续的真正问题是——子君往何处去？《伤逝》之中简单地交代，子君回到了她父亲身边，而后很快死去——没有人知道怎么死的。“我是我自己的”，这种女性形象可能被标榜为五四时期的一个勇敢叛逆者，然而，至少在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女性的解放与经济解放之间的联系。没有独立的谋生手段和经济地位，摆脱了父亲乃至家族威权的女性只能依赖丈夫的庇护；一旦爱情和婚姻亮起了红灯，她们不得不重返家族的囚笼，再度向父亲乞求一个栖身之所——再度向父权制投降。
    《伤逝》发表的前两年，鲁迅曾经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过一个演讲“娜拉走后怎样”。这篇演讲提前涉及《伤逝》的主题。娜拉是易卜生著名戏剧《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她长期在幸福之家扮演主妇的角色，直至一个变故的出现。丈夫的卑劣行为终于让娜拉意识到，她仅仅是幸福之家一个无足轻重的玩偶。于是，娜拉毅然出走，大幕在关门声之后落下。这一部戏剧曾经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然而，鲁迅的犀利目光延伸到娜拉出走之后的遭遇。按照鲁迅的想象，出走之后的娜拉要么堕落，要么返回，因为她无法进入社会谋生。“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因此，鲁迅倡导女性必须为“经济权”而战斗。（4）考察“经济权”对于妇女解放的意义，这种视野已经将“性别”与“阶级”衔接起来了。如果说，《伤逝》的叙事视角仅仅有限地展现了子君的遭遇，那么，鲁迅的《祝福》全面地再现了乡村女性的悲惨境地。摧毁祥林嫂精神的不仅是父权制派生出来的夫权与族权，同时，她的阶级地位无法提供逃离夫权与族权控制的经济条件。换言之，没有阶级意义上的经济解放，祥林嫂们的独立人格和社会权利仅仅是一些空头支票。
    恩格斯认为，男性奴役女性的根源是财产的掌握。私有制、父系社会的出现与保护私有财产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相互依赖。（5）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不赞成孤立的女性权益伸张，女权主义必须从属于整个社会的解放运动。夺回生产资料，建立合理的劳动和报酬制度，在共产主义社会重构传统的家庭结构，这是女性解放和独立的基本路线。因此，至少在现今的历史阶段，女性的权利只能是阶级斗争全面获胜之后的战利品：
    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权利只能使少数中产阶级妇女受益；而大多数妇女就像大多数男人一样遭受压迫，直到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被共产主义所取代。这一观点认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妇女进入有偿劳动市场，在于妇女参与阶级斗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妇女受压迫的基础——她们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性才能消失，孩子公共抚养和家务劳动的公共承担将免除妇女的家务负担，使她们能够充分就业。仅仅通过寻求正义并不能实现这一变革，因为这一变革是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的产物。因此，性别之间的平等不是意志的产物，而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6）
    当然，20世纪之初的五四时期，“阶级”主导“性别”——“女权主义”一词当时尚未广泛流行——的主张远未明朗之前，一批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已经尾随启蒙主义的“个性解放”联袂抵达文学。庐隐、冯沅君、冰心、凌叔华、丁玲、白薇、萧红、苏青、张爱玲等分别奉献了她们心爱的女主人公。无论是清雅脱俗还是叛逆独立，这一批女性形象已经远远甩下了古典文学之中深闺思春或者空房怨妇的女性主题。她们勇敢地破门而出，踏入广阔的社会，对于传统的“三从四德”不屑一顾；她们的身上涌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和理想。激荡的时代气氛之中，这种女性形象同时赢得了男性作家的垂青。例如，人们可以在茅盾的《蚀》之中遇到相似的知识女性。她们与意气相投的男性同伴纵论人生理想，大胆地自由恋爱，甚至放纵自己的性欲。但是，她们与父权制家庭的冲突不再构成主要矛盾，茅盾驱遣她们投身革命，展示她们进入阶级大搏斗之后“幻灭”、“动摇”、“追求”的精神三部曲。“革命文学早期的作家常常把革命个人化，或者把浪漫的性冒险革命化，因为这些全都基于乌托邦愿望。”（7）或许可以说，革命是性别反抗与阶级反抗的交汇领域。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同时也是为女性开拓一个崭新的空间。
    若干年之后，茅盾发表了《“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一文。茅盾指出，文学之中正在盛行“革命”加“恋爱”的公式。许多作品之中的主人公既热衷于革命，同时又积极恋爱，二者之间存在三种不同的比例构造。第一种类型为恋爱妨碍了革命，作品的结局多半是主人公牺牲恋爱成全革命，一己之私不能成为宏伟事业的绊脚石；第二种类型是“革命决定了恋爱”，“几个男性追逐一个女性，而结果，女的挑中了那最‘革命’的男性”二者“相因相成”；第三种类型是“革命产生了恋爱”，革命环境催熟了年轻一代的爱情，他们在斗争之中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尽管茅盾对于“‘恋爱’穿了件‘革命’的外套”或者将“恋爱”与“革命”相提并论颇有微词，但是，他的作品并未彻底拒绝“革命”加“恋爱”的公式。（8）当时文学想象之中，“革命”之所以允许“恋爱”占有如此之大的份额，女性的解放作为一个隐蔽主题构成了阶级解放推波助澜的内在动力。
    然而，“性别”与“阶级”的联合远不如想象的那么顺利。女权主义普遍抱怨，阶级“这一范畴无助于分析妇女受到的特殊压迫，或者哪怕是验证。阶级概念的确是性别盲。”（9）即使在革命队伍内部，女性仍然无法避免男性战友的歧视，她们往往扮演等待男性拯救的弱者。另一方面，阶级话语谱系无法对女权主义给予高度评价。对于胼手胝足、饥寒交迫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说来，那些主张“个性解放”或者弥漫着荷尔蒙气息的革命又有多少意义？阶级大搏斗，血与火，打碎国家机器，革命战争与夺取政权——这一幅图景之中，所谓的女权主义仅有微弱的冲击力。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崇高而坚定，具有强悍的男性气质；相形之下，女权主义暧昧而阴柔，只能用感伤、颓废或者刻薄的词令对付坚硬乃至残酷的现实，这种革命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性质。
    的确，当阶级分析逐渐覆盖启蒙主义继而被认定为普遍的话语之后，女权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复杂纠葛令人再度想到这个概念：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如同小资产阶级话语的一个分支；女权主义拥有的魅力以及遭受的非议无不可以围绕这个概念获得重新解释。
    二
    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换言之，女性的生理性别仅仅是一种表象；一系列传统观念、意识形态具体地规定了女性的言行准则和社会地位。这亦即sex和gender的区别。前者为“性别”，后者为“社会性别”——gender的词义包含了社会文化对于性别的建构和规范。许多场合，后者的标识意义远远超过了前者。证明一个人性别归属的时候，服装、举止、表情、肢体语言、修辞风格以及知识结构、精神视野等构成了主要证据，生理特征的意义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某些男性进入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别有用心地伪装成年轻的女性，奏效的策略不过是模仿女性的言辞和口吻。女权主义力图揭示和批判的是，父权制和男性中心主义即是将种种歧视女性的观念压缩于这些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之中，公开或者隐蔽地迫害女性。这些迫害的基本手段是，社会文化不仅将女性训练为合格的“女人”，而且将“女人”束缚于卑贱的位置之上，心甘情愿地接受男性的统治。
    女权主义显然包含了性别平等、反抗歧视的诉求。从1850至1920年左右，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发生于几个西方国家，最终以女性获得选举权而宣告结束。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制定七项清晰的诉求清单；前四项诉求首先获得妇女解放运动大会通过，另外三项诉求几年之后在另一次妇女解放大会之上达成共识：
    1.同工同酬；
    2.同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均等；
    3.自由避孕和堕胎；
    4.24小时免费儿童看护；
    5.女性在法律和财务上的独立性；
    6.终止对女同性恋者的歧视；
    7.全体女性享有不受男性威胁或暴力胁迫的自由；终止维护那些以男性为主导的现象和男性对女性的侵害的法律制度。（10）
    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女权主义的主张业已完整涉及性别独立的各个方面；女性为自身设计的社会学规划逐渐成熟。上述的各项诉求无一不是向父权制形成的男性中心主义发出挑战。另一个性别整体开始发言。然而，如何评价这个性别整体的阶级内涵？事实上，纳入阶级话语谱系的女权主义令人意外地丧失了激进的锋芒。女权主义的种种诉求与启蒙话语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自由、平等、人权充当了这些诉求背后的基础理念。女权主义没有兴趣聚焦悬殊的生产资料占有以及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更没有设想这些诉求遭受拒绝之后的暴力斗争。将实现这些启蒙主义的理念寄托于普遍的“人性”，企求良知的觉悟或者企求文化知识唤醒公正意识，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幻想症。的确，女权主义的性别基地即是设置于小资产阶级辖区。女权主义不可能充当合格的无产阶级主体，不可能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之中扮演坚定的正面主人公。徘徊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阵营之间的灰色地带，小资产阶级往往左顾右盼，倾向于放弃“阶级”的范畴从而以某种温和协商调停矛盾。他们不愿意如同无产阶级那样义无反顾地从事“最后的斗争”，赢得一个彻底的胜利。
    无论是理论远景还是实践方式，性别之战与阶级斗争存在重大差异。无产阶级预设的斗争目标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并且铲除一切阶级赖以产生的土壤，缔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空间。尽管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但是，工程的设计主旨清晰，所有的措施坚决而彻底；相对地说，女权主义对于男性态度游移，色厉内荏。女权主义追求的是与男性平等相待，和睦共处，彼此扶持，而不是完全摧毁男性的生存基础。抛弃男性的“雌雄同体”无法获得生物学的真正支持。尽管反抗的主题将性别之战与阶级斗争汇聚在一起，但是，二者之间的性质差异时常尴尬地暴露出来。无产阶级主持的革命大合唱之中，人们时常察觉到某些不合拍的腔调。无产阶级革命家时常以“小资产阶级”命名这些腔调的声源；许多时候，女权主义构成了“小资产阶级”代码背后的具体内容。
    例如，丁玲身上就汇聚了“革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多重线索。从《莎菲女士日记》《韦护》到《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这些作品之所以持续地成为争论的对象，恰恰因为这些线索之间的分裂和矛盾。丁玲始终将无产阶级阵营作为自己的归宿，但是，无产阶级阵营始终对于她时常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气息啧有烦言。许多时候，丁玲并非迷恋私有财产或者贪图安逸的享乐生活，她的“个人主义”毋宁是女性如何保持独立人格的文学想象。她的心愿是作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然而，她的性别意识时常将她的文学想象出卖给小资产阶级。必须承认，《莎菲女士日记》或者《韦护》之中，丁玲塑造的独立女性衣食无忧地生活在灯红酒绿的都市环境里，她们仿佛理所当然地免除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换言之，丁玲有意无意地将这种环境认定为独立女性必然享有的待遇。孟悦和戴锦华的文本分析敏锐地发现了这种观念形成的叙述学冲突：
    你可以从叙述中看到两种视点的交迭、交战过程。一种是残留的女性的视点，即丁玲力图很忠实地表现这一段爱情时保留下来的视点：譬如这一视点写出了革命阵营对丽嘉和韦护的敌意。这敌意或许并不是对他们个人的，但却无疑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发的。而他们那种自由的都市味的生活方式，却正是当年“五四”子一辈叛逆们坚苦斗争争取来的。而且叙事者暗示，这种敌意并非出于政治觉悟，而是出于怨憎，出于下层阶级常有的褊狭阴暗的嫉妒心理，这可以说是某种民族劣根性。（11）
    在我看来，这种“敌意”与其说来自“民族劣根性”，不如说是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厌恶。由性别话语频道转入阶级话语频道，前者的主旋律可能成为后者的杂音。若干年之后，刘剑梅对于“革命与情爱”的考察进一步印证了孟悦和戴锦华的发现——刘剑梅的考察对象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一批左翼作家：
    沉溺于革命化的浪漫和浪漫化的革命，左翼作家力图将小资产阶级色调的爱情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然而，这一转变仅仅在政治概念和标语口号层面上实现，而在爱和欲的叙述中则是失败的。在这一历史时期，爱情的概念，即使被用来传递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仍旧包含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趣味。（12）
    对于当时的不少左翼作家来说，他们的文学想象时常依赖“爱情”或者“性”启动革命，而不是围绕严酷的阶级斗争。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内容茫然而模糊，“爱情”或者“性”才是触手可及的目标。刘剑梅在分析洪灵菲的小说时指出：“过度的情爱描述不可避免地将崇高的革命带入物质性的、肉体的、感官存在的陷阱中。”这种革命甚至具有“花花公子”的风格：
    叙述者对英雄的主体性和内心世界的持续的关注，将革命转换为个人的浪漫事件，充满了个人的性幻想和性幻灭、性本能和种种令人困惑的想法。崇高而庄重的革命事业被这个富于想象力的花花公子演绎成一出闹剧，混杂着爱情游戏和他对马克思主义幼稚的理解。实际上，他的行为在文本的意义上模糊了革命与颓废之间的边界……我们可以间接地感受到左翼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政治语境：他们深深陷入现代自我与革命理想的两难困境。（13）
    性别解放汇入革命，并且与阶级解放殊途同归，这是许多女权主义者预设的理想方案。然而，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阶级归宿——的距离宣告了这个方案的破裂。革命领袖如何设计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路径？这时，人们将遇到另一种方案。
    三
    鲁迅的《祝福》之中，祥林嫂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形象。但是，女权主义对于祥林嫂命运的关注远不如《伤逝》中的子君。许多时候，女权主义热衷于谈论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忧郁感伤，骄傲自尊，苦闷放荡，身世飘零，炽烈的“革命”或者“爱情”只能是她们的故事。祥林嫂式的乡土女性很难与这两个关键词联系起来。她们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沉默群体，甚至不存在构成叛逆的醒目个性和独立的行动能力。这个意义上，她们的解放必须诉诸阶级共同体。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说来，祥林嫂式的乡土女性更为典型地显现了这个命题：作为劳苦大众的组成部分，妇女的苦难与阶级的命运结合在一起。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已经形成这个结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14）回顾昔日的革命生涯时，康克清曾经表示，毛泽东与她的一次对话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启示意义。康克清在交谈之中告诉毛泽东，她有两个母亲。刚刚出生40天，生母就将她送给别人；她是由养母抚养成人，尽管她曾经遭受养母的打骂。当康克清抱怨生母的时候，毛泽东用阶级观点开导她：
    毛委员很耐心地听着，循循诱导我，不要怪生母把我送人，那是叫地主老财逼的，没法养活孩子；也不要怪养母，她也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她打骂我，是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我和生母、养母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同一个阶级的战友。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妇女，中国何止千万！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才是我们劳动妇女的真正敌人。不推翻三座大山，砍断四条绳索，不消灭一切剥削阶级、铲除私有制，劳动妇女就不能彻底解放。（15）
    如果说，“革命”之中的“恋爱”显示了强烈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味；而且，“恋爱”带动的“革命”时常以新型的家庭组织为结局，那么，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必须指向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新型的社会关系。这时，无产阶级政权实施的一个特殊策略产生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劳动。劳动不仅被视为无产阶级成员的特殊品质，同时还是妇女摆脱经济依赖、获得独立人格的根本手段——劳动将为无产阶级内部男女平等提供经济、法律和社会地位的基本保障。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之中已经指出：
    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观念，和各样封建习俗的束缚，特别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妇女在经济上要依靠男子，不善于从事劳动，甚至鄙视劳动的弱点，妨碍了妇女迅速实现法律上所已规定了的权利。因此，要贯彻实现妇女的权利，还必须进行必要的工作。首先是必须使妇女不仅与男子一样获得平等的经济权利与地位，在农村获得并保有同样的一份土地和财产，而尤其必须使妇女充分认识劳动的重要，把劳动看成是光荣的事业，而积极地去参加在体力上可以胜任的各种劳动生产工作，成为家庭和社会上财富的创造者。只有妇女积极起来劳动，逐渐做到在经济上独立并不依靠别人，才会被公婆丈夫和社会上所敬重，才会更增加家庭的和睦与团结，才会更容易提高和巩固妇女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地位，也才会使男女平等的各项法律有充分实现的强固基础。（16）
    由于田间的集体劳动，妇女的家庭地位迅速提高，开始获得土地，继而汇入阶级队伍——这是与小资产阶级“革命加恋爱”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后续的一系列社会报告显示，众多乡土女性不仅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各种社会待遇，同时，她们的文化性格开始出现某些前所未有的元素。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文学察觉到这些元素并且给予记录。新型的乡土女性形象陆续出现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或者柳青的《创业史》之中。李准的《李双双小传》之中的“李双双”曾经是60年代家喻户晓的新型乡土女性。离开了灶台和琐碎的家务，乡土女性的性格之中迸发出令人惊奇的巨大能量。李双双的泼辣、爽朗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反抗大男子主义无一不是大胆地背离古老的生活传统。尽管李双双投身的社会运动——50年代的“大跃进”——曾经产生广泛的争议，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双双们已经与当年的祥林嫂们不可同日而语了。
    按照阶级话语的叙述，性别压迫的根源必须追溯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形成。二者构成了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强大而普遍的理论观念深刻地支配了文学想象。孟悦曾经以《白毛女》的传说如何改造为“翻身”故事的经典之作为例，细致地分析了“性别”的对立如何逐渐驶入“阶级斗争”的轨道，继而成为后者的证明。孟悦认为，杨白劳、大春、黄世仁与喜儿的故事更多的是性别之间的角逐：要么是大春与黄世仁两个男性情敌对于女性的争夺，要么是作为父亲的杨白劳如何保护女儿免遭黄世仁蹂躏的故事。然而，两个男性因为女性而激烈地正面冲突并未出现于情节之中，《白毛女》仅仅剩下喜儿与黄世仁的对峙。这种对峙并非女性与传统的男性秩序之间的矛盾，而是被替换为阶级的对立：
    摈除所有“性”及“性别”冲突的可能性，正是为着使《白毛女》的整个叙述完全纳入“阶级斗争”的发展线索。喜儿与黄世仁之间强暴被强暴的性别压迫事实一旦被抽空，便只剩下压迫被压迫的关系式——刚巧符合我们关于“阶级”概念的简单化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习惯于把生产方式上的阶级简单化为任何一种群体性的对立及差异，或是贫富差别，或是社会等级，或仅仅是“我们”与“他人”。为了潜抑性别压迫以便为“阶级压迫”留出空间，喜儿的形象甚至在反复的修改中逐渐淡化了身体特征：她逃入深山变成世人眼中没有肉身的“仙姑”还不够，还必须从一个受凌辱的母亲变回未失贞节的处女。随着喜儿“身体”标记的完全消亡，她的性别处境已被抹却，痕迹不剩，但留下的那个空位，却被名之为“阶级”。一个不再有身体的“受压迫女人”就这样在被剥除了性别标志之后，变成了“受压迫阶级”的代表。（17）
    根据古老的性别角逐模式，男性争夺女性的动力源于雄性的生物本能密码；孟悦似乎拒绝认可《白毛女》剧组将这种争夺显现的恃强凌弱移植到阶级压迫之上。然而，如果考虑到生物本能进入不同的社会文化可能造就种种复杂的历史境遇，阶级身份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某些男性之所以可能肆无忌惮地抢夺和主宰某些女性，并且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那些女性的保护者。因此，我更为关注的毋宁是另一个后续问题：阶级身份是否可能完整地叙述女性的全部苦难？
    置身于苦难深重的劳苦大众，女性不得不接受双重的压迫：阶级与性别。文学曾经显示，女性身边的“阶级兄弟”从未放弃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而且，那些强烈地主张反抗压迫的男性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这即是刘禾谈论萧红的《生死场》时得出的结论。《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出版之后得到了鲁迅和胡风的肯定——二人分别为这本新作撰写了序言和读后记。在刘禾看来，两位男性大师的评价均未意识到《生死场》之中的女性身体体验。“民族兴亡的眼镜”造成了他们的阅读盲点。鲁迅和胡风仅仅热衷于以“民族寓言”——弗·詹明信的著名概念——解读《生死场》。无独有偶，多年之后另一位著名的男性批评家茅盾面对萧红的《呼兰河传》时，他“同样是依据投身民族主义阵营的程度来判断作者的成就”。刘禾对于鲁迅、胡风和茅盾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表示尖锐的异议：“萧红并非不想抗日或者对民族命运不关心——她的困境在于她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敌人：帝国主义和男性父权专制。”刘禾的观点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男性的空间，置身其间的女性仍然无法摆脱奴隶的命运。相对于萧军《八月的乡村》，这个特征清晰可见。《生死场》或者《呼兰河传》之中出现了大量女性的特殊苦难，但是，沉溺于“民族国家”的男性批评家通常视而不见。（18）同样，当“阶级”在另一些场合替代了“民族”成为衡量标准时，女性仍然是一个遭受窒息的群体。
    四
    当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阶级话语的衰退逐渐为性别话语腾出了空间。这时的性别话语力图解释：即使拥有相同的生产资料和阶级地位，为什么女性仍然是一个备受歧视的屈辱群体？
    莫言的《丰乳肥臀》之中，“母亲”所遭受的苦难时常溢出“阶级”的概念之外。“母亲”无疑属于乡村最为贫困的底层。然而，除了担负贫农阶级的所有痛苦，她还要同时承受父权与夫权的重压。迟迟无法生出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这是“母亲”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生养了八胎女儿之后，儿子的出生终于让“母亲”拥有了活下去的理由。事实上，由于丈夫没有生育能力，“母亲”生养的八女一男都是“借来”的种——儿子是她与村子里传教士马洛亚私通的产物。儿子的无能与混血儿的身材遭到了普遍的嘲笑，“母亲”只能以双倍的溺爱作为补偿。对于多数女性来说，母爱比父爱拥有远为强大的生物本能依据；母爱往往是她们的一个特殊情结，也常常造就特殊的痛苦。“母亲”身上源源不竭的母爱扩展至第三代：动荡的时局之中，众多女儿追随各位女婿加入不同的政治势力，她们不断地将自己的后代扔给“母亲”抚养。对于“母亲”来说，庇护每一个子孙的生命犹如天经地义。然而，她的心愿不断地遭受重创。种种政治势力的激烈角逐之中，“母亲”的后代一个又一个地早夭。作为一个女性，“母亲”的汹涌母爱被“阶级”的坚硬棱角撞得千疮百孔，她那破碎的内心并没有从阶级的胜利之中获得足够的抚慰。
    无产阶级的胜利并没有彻底祛除父权制和男性中心主义。政权的颠覆无法真正地颠覆父权。父权制和男性中心主义时常分解为种种具体的生活观念，融会于普遍的日常现实之中。张承志的《黑骏马》设置了一个男性的叙事视角。“我”与草原上的恋人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当“我”进城参加兽医培训的时候，恋人遭到了一个草原流氓黄毛希拉的强奸并且怀孕。“我”在返回之后发现了这个事实，但是，恋人并没有预期之中的愤怒和悲伤。她的主要精力毋宁说警觉地守护自己腹中的胎儿。他们共同的奶奶觉得，这不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奶奶甚至说：“女人——世世代代还不就是这样吗？嗯，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呀。”然而，这个事实如此严重地伤害了贞操观念装配的男性自尊，以至于“我”坚决地放弃了索米娅，只身离开了辽阔的草原。如果说，索米娅与奶奶身上共同隐藏了女性的坚韧，那么，贞操观念是“我”、黄毛希拉以及索米娅的丈夫达瓦仓——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个草原流氓和一个豪爽的赶车人——共享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骤然解除了“阶级斗争”的魔咒，解放的叙事带动各种主题一涌而出。作为压抑已久的主题，性别解放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与五四时期略为不同的是，“女权主义”——一个新颖的概念——正式出面助阵。如果说，莫言、张承志仅仅偶尔对女性投去关注的一瞥，那么，作为世界范围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文学呼应，一批女性作家迅速集结为具有强烈性别风格的文学团队。由于五四时期的文学积累，80年代文学之中的女性主题加快了探索的速度。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主题展开的跨度。
    20世纪80年代之初，“寻找男子汉”的口号曾经短暂地掠过文学。张抗抗的《北极光》或者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等小说，无不流露出这种女性憧憬：未来的某一天，一个魁梧、智慧同时又风趣幽默的“超级男子”可能突如其来地出现，神奇地将她们引渡出庸碌不堪的日子。然而，密不透风的世俗社会很快折断了想象的翅膀。所谓的“男子汉”仅仅是一个虚幻的表象，女性的期待迅速地被巨大的失望淹没。也许，张洁的转折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曾经名动一时。女主人公只能一辈子伫立在远处打量自己的爱情偶像。他们甚至没有拉过一次手，但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相互思念，刻骨的痴情填满了生命的每一个缝隙。小说叙事选择的女性视角仿佛表明，女性的爱情姿态之中隐含了对于男性的钦慕和无限期待。然而，不久之后发表的《方舟》愤怒地抛弃了这种痴情。三个没有婚姻庇护的知识女性组成了“寡妇俱乐部”，她们周围的所有男性无一不是庸俗乃至无耻的角色——她们的期待已经被拒绝所替代。《祖母绿》意味着张洁又跨出了一步。一个风流倜傥的男人打动了女主人公，超尘拔俗的“爱情”再度发生。可是，未来的岁月逐渐证明，这个徒有其表的男人仅仅是周旋于两个女性之间的一个软弱的可怜虫。意味深长的是，《祖母绿》的女主人公并没有因为这个发现而愤世嫉俗，她恰是在摆脱男人之后真正发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祖母绿》不过数年，这个速度暗示了文学女权主义崛起的迅猛之势。
    如果说，张洁的小说迅速完成了精神意义的女性性别独立，那么，王安忆大胆地涉入女权主义的另一个尖锐主题：女性的性欲。相当长的时间里，女性的性欲只能隐藏于生殖的故事背后，讳莫如深；公开这种欲望通常是与“放荡”或者“淫秽”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王安忆的《小城之恋》描述了两个小人物的纵欲生涯。小城文工团两个年轻的男女演员自小一起练功，他们的性意识终于在身体的反复厮磨之中觉醒了。小说展示了两个年轻的躯体如何在欲火之中尽情地焚烧，甚至无师自通地出现了虐待或者受虐的变态行为。《小城之恋》不加掩饰地再现了女性躯体的旺盛欲望，这犹如女权主义对于男性中心意识形态的一个剧烈冲击。传统文化之中，男性的性欲时常充当正面的语言修辞；无论是“坚挺”、“雄劲”、“雄起”还是将作家手中的笔杆比喻为阴茎，男性的性器官仿佛拥有一往无前的进攻性格或者无尽的创造力。与此同时，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对于女性的性欲隐含了无言的恐惧：后者的绵长和宽阔终将瓦解男性霸权的表象。当然，《小城之恋》仍然将女性的性欲导入母爱的归宿——小说的结局是，伟大的母性涤净了性欲之中的不洁成分。不久之后，这一副观念的枷锁终于被王安忆的另一部小说《岗上的世纪》大胆地抛弃。为了返回城市，女知青李小琴精心设计了与生产队长的性交易。意外的是，两个人蛰伏于躯体之中的性欲同时被唤醒，巨大的欢悦不可遏制地淹没了他们。他们之间的交易并未成功，生产队长锒铛入狱；然而，脱离羁押之后的生产队长再度在一个荒凉的山岗找到了李小琴。他们又一次陷入性的迷狂，为时七天七夜。“岗上的世纪”这个标题隐喻的是，女性制造的性狂欢竟然如同至高的上帝让男人获得重生。这时，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垄断的创造力已经让渡给女性。
    从“寻找男子汉”、性别独立到女性的性欲之后，文学女权主义的另一个前沿主题呼之欲出：同性恋。拒绝男性中心意识形态的后果之一是，男性被视为一个令人厌恶的群体。某些激进的女权主义不再将这个群体作为生活的合作对象。这时，“姐妹情谊”的新型理想成为女性之间相依为命的联结枢纽。当这种“姐妹情谊”代替了异性恩爱而构造出同性的两人世界之后，同性恋无声地浮出水面。虽然这个令人惊惧的概念并未获得文学的正式标榜，但是，人们已经从林白的《回廊之椅》《瓶中之水》，或者陈染的《破开》之中嗅出了特殊的试探气息。
    如火如荼的文学女权主义拥有自己的逻辑，仿佛已经与阶级谱系脱钩。然而，我试图重新指出女权主义背后隐秘的阶级背景。对于女权主义来说，“娜拉出走后”问题的消失显然与阶级地位的演变存在特殊关系。从张抗抗、张辛欣、张洁到林白、陈染，她们心爱的女主人公均为城市小资产阶级。文化知识和经济自主是人格独立的两个必要条件。换言之，知识女性、中产阶级的收入和城市文化构成了女权主义的基本框架。“阶级斗争”的缓和不仅造就了小资产阶级的大面积滋生，而且，小资产阶级话语内部的一个重要主题开始解禁：城市文化。相当长的时间里，小资产阶级与城市文化共同沦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对象，二者的交汇往往被视为孵化资产阶级的温床。由于持久的贬抑和责难，许多人——包括女权主义拥戴者——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城市的兴起以及工厂、企业、商业、服务行业将为女性提供众多就业的岗位。相对于乡村繁重的田野劳作，男性拥有的强壮体魄将在城市就业之中大幅度丧失优势。女性就业以及经济独立带动了女性群体的特殊消费，诸如服装、化妆、发型、美容等等——曾几何时，这些项目无一不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标记。因此，尽管女权主义极大地启示了80年代的文学，但是，这种观念的成功移植依赖于经济与文化运作形成相宜的社会土壤。王安忆很快发现了城市——经济与文化的联结轴心——对于女权主义的特殊意义：
    人类越向前走，越离土地遥远了。离开柔软的土地，走进坚硬的水泥与金属世界。这却是比人类出生地更富有生存源泉的世界。机器代替了繁重的劳动，社会分工全过程解体为琐细的、灵巧的、只须少量体力同智慧便可胜任的工作。谋生的手段千差万别，女人在这个天地里，原先为土地所不屑的能力却得到了认可和发挥。自然给女人的太薄，她只有到了再造的自然里，才能施展。还由于那种与生俱来的柔韧性，使得她适应转瞬万变的生活比刚直的男人更为容易而见成效。更由于农业社会里，生产方式给予男人的优势，他们担任家长的角色，他们是社会正宗子孙的角色，使他们比女人更沉重，更难以脱卸地背负着历史、传统、道德的包袱，在进入城市这一违背自然的自然道路上，便有了比女人更难逾越的障碍。（19）
    如果说，许多人倾向于将“直觉”、“浪漫”或者“细腻”、“温柔”形容为女性的本能特征，并且将这些特征视为男性不可企及的弱项，那么，王安忆冷静的社会学分析转向了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城市文化、小资产阶级与女权主义的连锁关系开始明朗。然而，这个事实同时显现了另一个事实：那些无法纳入小资产阶级群体的乡土女性并非按照文学女权主义设计的解放逻辑争取自己的权利。
    这时，文学提供的另一些女性形象将会进入视野。
    五
    两部描述乡土女性诉讼官司的小说曾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一部是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这部小说发表之后改编为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另一部是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两部小说之中共同出现了一个倔强而执拗的女主人公，她们不约而同地为一个不算严重的理由坚定不移地奔走于各级法律机构反复诉讼，甚至耗竭后半辈子的全部心血。多数人觉得，两个女人多少有些小题大做，斤斤计较，但是，她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几乎令人瞠目。显然，她们的性格背景不可能追溯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收入以及接受教育的程度，集体劳动以及广阔的社会接触面是造就这种性格的主要原因。当年的祥林嫂仅仅勤劳地忙碌在鲁四老爷的宅院里；由于无知和懦弱，她不得不胆怯地回避外部世界，甚至任人宰割。相对地说，如今的乡土女性见多识广，甚至不惧权贵。《万家诉讼》之中的何碧秋控告的是霸道的村长，尽管后者拥有管辖一方的大权；《我不是潘金莲》之中的李雪莲从县、市的法院直至闯入人民大会堂，撞得各级官员人仰马翻。即使屡战屡败乃至企图自寻短见，她的大胆和泼辣仍然丝毫不减。从李双双到“妇女耕山队”或者“铁姑娘”，她们是何碧秋或者李雪莲的前身。乡村田野的广阔天地不仅调动了她们躯体的活力，而且开放了她们的精神。半个世纪的乡村历史沧海桑田，但是，这种性格原型获得了一代又一代的承袭。
    相对于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这些乡土女性的性别意识远非那么“纯粹”。她们渴望的毋宁是普通人的社会权利。何碧秋顽强地为她的丈夫讨一个“说法”，她针对的并非男性而是权力体系。李雪莲无所畏惧地周旋于官员、警察、法官之间，但是，她孜孜不倦地维护的女性荣誉竟然是拒绝被比拟为“潘金莲”。换言之，她们对于妇女解放的贡献并非女权主义的意识和观念，而是敢于呼风唤雨的性格特征。
    或许，这些性格特征表明的是男性对于妇女解放的实际体会与观感？——《万家诉讼》和《我不是潘金莲》均出自男性作家之手。我即将提到的另一部小说仍然来自男性作家：莫言的《蛙》。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从另一个侧面再度接近“母亲”和“母爱”的主题。《蛙》的女主人公“姑姑”是一个乡村妇科医生。她曾经为家乡的无数孩子接生，她也因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扼杀了许多未曾出生的小生命；而且，几位逃避计划生育的母亲由于不正常的人工流产死于非命。有趣的是，“姑姑”仍然是那种风风火火、豪迈爽朗的女人，精力旺盛，酒量过人，她身上既有生育之神地母娘娘的气息，又有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气概。某一个闷热的夜晚，“姑姑”经过一个洼地时遭到了无数青蛙的包围。遍地的蛙鸣犹如初生婴儿的啼哭。巨大的惊恐带来了“姑姑”的大彻大悟。晚年的“姑姑”向丈夫郝大手描述想象之中引流的胎儿，让他捏成泥人，焚香祭拜，祈愿祷告。《蛙》再现了“姑姑”愈来愈强烈的不安和自责，甚至产生了通灵的幻觉。这意味了女性意识之中的母性正在深刻地觉醒。如果说，城市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更多地关注“性”，亦即更多地关注启蒙主义式的个人解放，那么，乡土女性更为重视“生育”，亦即重视女性在延续香火之中的独特使命。前者时常在落落寡合之中显现出尖锐的风格，后者的温暖、宽厚具有令人依赖的本土品格。
    相对于《万家诉讼》《我不是潘金莲》或者《蛙》，贾平凹——又是一个男性作家——的《极花》包含了远为纷杂的线索和内心矛盾。城市文化与贫瘠的乡土、女权主义与阶级话语、男性与女性由于一个妇女拐卖事件出其不意地交汇在一起。《极花》之中年轻的女主人公胡蝶从乡村迁入城市，如愿地开始了令人羡慕的城市生活方式。从高跟鞋、小西服到热衷于摄影的大学生和豪华酒店，小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子已经开始若隐若现。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颠覆了一切梦想：胡蝶应聘一个酒店工作的时候被辗转拐卖到西北的一个偏僻乡村。她被囚禁于一个窑洞长达一百多天，终于回心转意甘为人妇，并且生了一个儿子。一段时间之后，胡蝶抓住偶然的机会打出一个电话，继而被戏剧性地解救返回城市。可是，返回城市的胡蝶丧失了快乐和憧憬而沦为一个笑料。她想念儿子，想念那个窑洞。《极花》留下了一个恍惚的结尾：胡蝶独自乘坐火车重返那个偏僻的乡村；胡蝶仿佛并未离开那个窑洞——她仿佛并未被解救，只是一天又一天地消瘦。这种恍惚显然是内心煎熬的写照：她矛盾地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在自己的母亲与自己的儿子之间。《极花》之中那些偏僻乡村的出资者并未被叙述为恶棍，他们仅仅是一些质朴淳厚的农民。没有女性自愿下嫁到如此干涸、如此荒凉的山坳，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人口贩子出此下策。胡蝶之所以逐渐地从内心接纳了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同情、接受乃至认可了他们的生活情景。这不仅意味了城市与乡村重新衡量，而且，单向的性别标准开始再度与阶级范畴衔接起来——接纳这一家农民的时候，胡蝶身上的乡土血缘无形地瓦解了尖锐的敌意。
    女性的反抗被形容为历史上“最漫长的革命”，女权主义成为这一场革命之中的最新一幕。许多人似乎觉得，“女权主义”仅仅是一个响亮的文化口号流传于若干时髦的知识女性之间。考察“女权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考察乡土女性反抗父权制的聚焦另类主题，目的是恢复性别反抗与阶级反抗之间复杂的多重关系。“阶级斗争”是阶级话语之中的阶段性内涵；更为普遍的意义上，阶级范畴注视的是生产资料占有形成的阶级地位如何构造出社会的等级关系。的确，性别构造的不平等并非阶级话语的焦点，但是，如果绕开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分配和社会地位问题——如果女性的独立无法与家庭、家族、企业、科学研究、政府机构等各种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相互衔接，所谓的“解放”仅仅是一些有限的观念性构想。这个意义上，性别与阶级必须共同汇聚为宏大的视野。人们必须进入这个视野全面地评估二者相互的关系，继而重新分配二者承担不同的任务。
    注释：
    （1）参见〔英〕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参见〔美〕瓦勒里·布赖森：《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引论》，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第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美〕琼·W.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第167、171、153-15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参见〔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6）〔美〕瓦勒里·布赖森：《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引论》，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第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7）〔美〕刘剑梅：《革命与情爱》，第30页，郭冰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8）参见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茅盾全集》第20卷，第337页-3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9）〔美〕艾里斯·扬：《超越不幸的婚姻》，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第8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0）参见〔英〕西尔维亚·沃尔拜：《女权主义的未来》，第45-46页，李延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第128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2）（13）〔美〕刘剑梅：《革命与情爱》，第61、91页，郭冰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4）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六号——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1932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主席论妇女》，第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5）康克清：《毛主席率领我们走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第233页-2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第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孟悦：《性别表象与民族神话》，《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第236-23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8）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语际书写》，第196-21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9）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第89-9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