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去世那年，有次我因航班延误被困在机场航站楼。夜晚的登机口怨气盘缠，灯光炽烈，恍若白昼。我站在不远处的书店打发时间。乔布斯的传记排山倒海地包围了我。我注意到，拐角处一本乔布斯传记旁边，还放着一本艺术家岳敏君的画册——封面那张荒诞不羁的笑脸，看来起戏谑、解构，如同一个空空如也的玩笑。相较之下，另一张面孔神色肃静、深刻，闪烁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崇高。这两张面孔，至今记忆犹新，在我看来，它们象征了我们身处时代的精神状态的变迁。
    我是一名连续创业者，但在创作《故事星球》这部题材比较熟悉的小说之前，还是感到困惑。这种困惑，正是来自于那两张面孔的目光的凝视。我们的民族也许不笑的时间太久了，所以迎来了一个空前大笑的时代，这是我能理解的。但我也发现，我们低估了去描写伟大的、崇高的、深邃的、真挚的、美善的情感和生活的难度，甚至对此带有偏见。而一个真实的优秀的创业者形象，应该容纳这些品质。他是一个创造者，对外部世界的建设而言，他是在“造物”；对内部世界的处理上，是在“造心”。
    从艺术史的维度看，岳敏君“玩世现实主义”的笑脸倾泻的是时代的空虚。而在文学史上，“玩世”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逃避现实的处世姿态。但如果我们只允许“玩”，不允许“不玩”；只允许“笑”，不允许“不笑”；只允许“微小”，不允许“伟大”，或者带有不平等的眼光，那么，这是不是一种新的“专制”呢？而对抗“专制”是小说家的天职之一。唐·德里罗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有过类似但更为宽泛的表述：“我们需要对抗性的作家，需要写作对抗权力，需要用理想主义对抗同化机制的小说家。”
    所以，我决定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写《故事星球》。在我的个人创作中，这是一次“个人的情感”向“辽阔的体验”的出行，是与周遭俗世生活温驯相处的记录者向“到世界上去”的探索者的转变，也是让无力者重新找回力量、悲观者再次上路前行的尝试。为小说命名时，其实想过一个备选标题，叫《仆街的阿信》，因为我觉得对创业者来说，相对于学习如何成功，更应该把如何与失败相处当成第一门必修课。我们的主流思潮都在鼓励人们去做成功的人，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创业者最后都是失败的。在狂欢般朝成功奔跑前，是否应该想一想，如何先学会做一个有基本的尊严感和幸福感的普通人？
    创业题材让我着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天然暗含一个长久以来我渴望去探索的主题：我们究竟能够去过什么样的生活。这种主题的内核是自由意志（它带有“消极自由”的色调），具有某种思想启蒙的光芒。对创业者来说，他无法从现成的生活模板中顺手牵羊；在创业这条漫漫长路上，也没有谁能够掌握绝对的真理，把握世界的边界。所以，合格的创业者大多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机警地保持着自由思考的能力和开放意识，远离“意义的浅滩”，让不同思想形态和人生境界兼容共存、彼此参考，以便找到柏拉图所谓的属于“另一半的自己”的生活。我以为，这种兼容共存，就是自由的精髓之一。“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它一定会成功，而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这是捷克作家哈维尔写下的句子。追随心中的自由，锲而不舍地去做某件“对的事情”，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伟大的生活。即使最终失败，这也是一位“伟大的失败者”。
    创业固然有属于自己的“规则生态系统”，但仅仅用惯性的规则标准去比照是不恰当的。我愿意去塑造的创业者形象，并不是一群情绪化的反抗动物，因为我知道，在真实的创业中，情绪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希望他们是平凡的、天真的、诚恳的，也是有力的、深刻的、智识的。
    布朗肖说：“写作就是发现异己，把思想中的那个不认识的自己发掘出来。”对我而言，这样一种微弱的光亮，却像汪洋大海里的罗盘和世界的慧心般，照亮着我的写作旅程。而每一位对小说有更高期待的读者，对他来说，阅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