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收崔曙的《九日登仙台呈刘明府容》：汉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临曙色开。三晋云山皆北向，二陵风雨自东来。关门令尹谁能识，河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此诗意境廓大、结构严谨、文字精美，诗意的迷离、飘逸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果这一评断能够得到读者的响应，那么由众多名家编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为什么遗漏了这样一首好诗？这种令人困惑的遗漏居然成了今日许多诗文选本的常态。
    近年来各种文学作品的选本越出越多，有以时代划定选择框架，有以专题作为选择范围，有单个作家的作品选，选家务将选择范围内的名文佳作一网打尽，给阅读提供方便。愿望虽好，但限于学养、才识，所选不当的情形颇为常见。品评文章，见仁见智，本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各类选本鱼龙混杂却不能将见仁见智作为托辞，这样，探寻古人选文实践中的得失也因此有了现实的意义。
    《昭明文选》是最早的文学选本，编选者对前人的创作实绩进行了全面的审视，系统展现了古人的创作成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提供了新的证据。考虑到远古时代本来极易散失的优秀作品因选入此书，得以流传，《文选》可谓功德无量。昭明以太子身份主持选务，胸襟气魄非比寻常，《文选》有不俗的品位，而这也同萧统拥有一个非常优秀、非常专业的团队大有关系。陶渊明作品的入选，被后人推为萧统的一大功绩，陶氏生前潦倒，其作品不大入得大人先生的法眼。而昭明以其审美的敏感发现并肯定了陶渊明作品的价值。入列《文选》、得到这样一位文坛领袖的青睐，确是陶氏的幸运，试想，不进《文选》怎能传世、为后人推重，并因此形成隐逸与田园的审美传统？此外，《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对后人的创作取向也有重要的影响。义归于翰藻，是美文的标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义理经过审美的加工，增强了对人的感染力和渗透力。辞采、文饰从层级看，虽然只是作品表象性的呈现，但在当时却是文、笔间判然有别的分际，这一标准的确定剔除了大量非文学的坟籍、子史，“事出于深思，义归于翰藻”，质文并举，对后世审美风尚的培育不无引领、启发的作用。
    《文选》也受批评，苏轼最严厉，说是“编次无法，去取失当”，但举证不能服人。我觉得《文选》是一项大型工程，筚路蓝缕，虽有不足，无损于它的开创之功。昭明之后，历代都有文选的编撰。宋代的《文苑英华》是皇帝授意编定的，上迄萧梁，下至五代，明显是接着编，只是规模较《文选》大了许多。官修要服从长官意志，选本的精度也因此大受影响，收入与文学不挨边的制诰、策问、表，反比早500年的《文选》倒退了许多。
    选本的核心在于选，选就有留与去的考量，标准定在何处极有讲究。唐宋八大家的文选有多个版本，八家散文卷帙浩繁，也必有选与不选的计较。清人沈德潜学识深博，但所编《唐宋八大家文》，对王安石的安排实属不公，不仅让王氏文章殿后，而且篇目也大加压缩，这样的安排岂能让人心服？方苞评曾巩，说他“淳古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话里暗含欧、王文章高于苏氏的意思。八家文章俱在，虽然不敢说王氏文章一定能与苏轼争先，但学理、文采高于苏洵、苏辙显而易见。我们为王安石鸣不平，但同样的错误王氏本人也犯过。据说，王安石生前曾编《百家唐诗选》，严羽说他的选本，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贾岛、王维、韦应物、刘长卿、李贺均告缺如，其公正性大受诟病。清人王士祯亦谓：“三复荆公此选，不解意义所在，以为古物宝惜之则可，以为佳选则未也。”个人把玩，你喜欢谁就是谁，若是向公众推荐优秀作品，就不能偏私，这样的遗漏岂能轻易原谅？（参见清宋荦《筠廊二笔》卷上）
    统观古人选本的得失，感觉选本的好坏，确定标准最为关键。首先当然是精，宁缺毋滥。选就是去芜存菁，将最好的作者的最好的作品展示出来。作者与作品是编选时必须面对的两重因素。名人还需名作，名气大，作品不佳，决不勉强。明人张岱对此颇多体会，兄弟张毅儒编《明诗存》，张岱致书说：“见示《明诗存》，博搜精选，具见心力。但窥吾弟之意，存人为急，存诗次之。故存人者诗多不佳，存诗者人多不备。”批评张毅儒的选本只是“明人存”而非“明诗存”，坚持诗歌选本应当秉持：“诗不佳，虽有名者亦删；诗果佳，虽无名者不废”的原则。这里的“明人存”，实则是“名人存”，名人存非名诗存，张毅儒即于此处陷入了迷思。前面说到的《文选》，萧统眼里如果只有名人，陶渊明便难逃弃选的厄运。
    其次是要有主见，不为流风影响。为同一个选本，张岱还有第二信。张毅儒编辑明诗选本时文坛上热闹过一阵的竟陵派已经“过气”，受到几社人物的围攻，张毅儒也一改从前对竟陵派的追捧，眼睛里的钟、谭居然一无是处。可见选者因受时尚影响，胸无定见，跟风摇摆，选家对作者作品的评估也因此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张岱“自出手眼”，而非“学步邯郸”的提醒，应该引起今人的注意。读张岱《上王谑庵年祖》，其中讲他年少时心志未定，一味嗜好徐渭的诗文，为其编文集，贪多务得。中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自己苦心收辑的诗文，发觉集中文章，“颇多率笔”。可见其劝诫堂弟，多为经验之谈。
    其三就是要客观公允，择善而从。选本不是个人把玩，说好说坏，予取予求，全凭个人兴趣；选了要与人共享，这好与坏的评判便与大众有关。选务专业性极强，要广泛听取同行的意见。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作序，认为，昭明之后仿效其编撰文集者有十余家，虽然自称极善，但并不为人认可。其中不乏势要与贿赂之人入选者。“势”与“利”无关审美，因“势”、因“利”，把不合格的作品选进来，违拗了大众的审美旨趣，“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审美不能强迫，让人弃之而去的选本，其结局可想而知。钟惺《诗归序》强调选本要使人“心归”，相信存了心归的欲求，就一定有公允与客观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