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之一，亦有古碑林之称。
    
    良渚文化“玉兽面纹琮”
    
    甘肃马家窑文化“涡纹彩陶罐”
    “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让世界文化交流随之进入一个新时代，这势必带动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播和变革。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经过近五千年的涵濡，在“丝绸之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宏大历史情境中，获得了提升，拓展了具有中国本位与中国精神的“大美术”格局，在世界文明形态中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审美文化又具有世界贡献的精神体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美、美术与美育，如何让中国美术与美学精神进一步彰显价值，成为当下美术和美学工作者所面对的时代课题。这仍需对中国美术与美学精神源远流长的丰厚脉络进行深层的梳理与提炼。作为一个时代课题，它需要获得强大的理论支撑，因为中华美学精神的涵濡是一个一直都在发生并将继续发展的历史进程。
    美感最直观的视觉呈现即是美术。当然，这里所言的美术，并不是指狭义的绘画，而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篆刻等在内的具有审美功能的主体。就此而言，美术的内涵与外延是相当广泛的，凡经过历史积淀，能体现人的美感经验的文化遗迹，诸如史前岩画、上古石雕、青铜纹饰、两汉摩崖、陵墓建筑、碑志写经、佛教造像、宫廷遗迹、石窟壁画与雕刻、门联牌匾、园林建筑等，都具有大美术的性质，其凝聚的美学品格与精神内涵，都是人类关于美和美学精神的高度体现。如今，现代人尽管从考古层面，对这些古老的文化遗迹进行了很好的发掘与整理，然而却尚未真正开始对其凝聚的美学内涵进行提炼与总结，原因是我们缺少对中国美术作品中原典美学精神的理性观照。
    比如，一向被美术史或雕塑史忽略的中国上古雕刻作品，本身便代表了中国最高的写意美学精神，但我们自身对此都缺乏足够深刻而理性的美学认知，何况国外？中国早期的雕刻具有高度写意化的美学精神，足可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等世界经典的雕刻艺术相媲美。写意是人类艺术的最高境界，而写意精神又以中国美术最具代表性，但我们对中国美术中写意精神的理性认知，还远远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例如谈到人像雕刻，一般比较注重中古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掺杂了印度和西方表现手法的佛像艺术，却往往忽略了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本土的人像雕刻作品，如西汉、先秦以及上古时期原典的具有纯粹中华美学精神和凝聚中国人美感经验、纯运用中国写意表现手法的雕塑。从这些雕塑中，实可窥见远古先人发达的美学观、美术观和数理几何观。当谈及中国的写意精神时，人们大多将视域狭隘化为鼎盛于宋元时期的写意文人画。宋元的确是写意精神的高峰，但中国写意精神在上古时期就已然显现。如果说秦汉时期的陶俑已经高度写意化，那么上古时期的原始石雕、陶塑、玉器等，则具有更加简练的线条、生动夸张的造型及高度抽象化的表情。某种程度上说，夏商以前的美术遗迹中，尤其是那些原始的石雕、玉雕和陶塑作品，已可概见中国人的原始美学精神，它将上古中国艺术的神性与人性之美圆融合一，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
    研究华夏文明的原典美学精神，就美术考古层面而言，一般比较注重黄河流域及陆上丝绸之路的美术遗迹，像河南仰韶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西安半坡文化以及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等史前文化遗迹中的彩陶和玉器等，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上古先人发达的美学观、美术观和哲学观，但对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遗迹的研究尚显不够。如发源于江淮地区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玉器，其高度写意的造型，精湛的磨制钻孔技术和镂空技术，发达的几何观、线条观与造型观，大大颠覆了我们对江淮流域文明起步较晚的一贯认知。
    从哲学上而言，原典文化是指文化源头的思想、文化等。由此推及开来，中国远古美术是研究中国原典美学精神最好的标本，这对五千年中华文明来说，是文明的源头、创作的源泉，是千百年来中国美术绵延不断的文脉。当下，美术创作重新回到传统，从中汲取营养，而继承传统首先是要深入到传统美学精神的源头研究上，这就需要对中国早期美术遗存进行纯美学层面的理论梳理，这也是今天深研美、美术与美学精神的基础。
    人类对于美、美术和美感的认知具有某种共通性。由此而言，原典美学中便包含了人类审美的共通性。就像文字本质上具有共通性，在人类的原生文字阶段，都具有描摹和具象功能，只不过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分化，西方文字偏于拼音化，即以音衍义，中国文字偏于写形化，即以形衍义。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字实际上也具有以音衍义的功能，这便是清代音韵学的要义所在。中国文字的以形衍义和以音衍义，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合流，进而形成了伟大的汉字文化系统，中国美术也在写实与写意上形成合流进而形成伟大的中国美术文化系统。中国文字和中国美术，共同构成了具有东方美学精神的文化系统，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认知，进而影响及于整个亚洲和欧洲。
    为此，我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命题：即中国书法的世界化和世界文字的中国书法化。这个命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东方与西方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一个中西方文字系统的源流与分野、分野与合流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的原生文字系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原生文字系统，在美学精神上具有某种共通性，它们的书写精神也即书法美学精神也具有某种共通性。当然，所不同的是，中国文字书写也即中国书法在书写美学上，具有一种供全世界文字书写参照的典范。这种美学精神，是全世界其他民族所潜存的，但需要发掘。也就是说，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文字书写都可以是书法艺术，都追求艺术美感的表达，唯独中国书法艺术具有全世界其他民族文字所欠缺的美感形式，原因是中国书法的书写载体——汉文字及其笔法系统——尚没有发生断裂，中国书法的美感形式是可以供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字书写所借鉴和参考的。中国书法，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的写意精神和抽象审美功能。因此，只有当我们参透了原典的艺术美学精神，才可能对这些予以理性的观照。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12月西泠印社举办的“他山之玉——域外高古印特展”上，展出了许多域外的高古印章，它们大多出自于距今5000—8000年前的西亚和非洲，是西亚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重要体现，无论是文字书写还是篆刻表现手法，它们都与中国早期的印章有着某种一致性，也就是说，来自东方文明的中国印章与来自两河文明的西亚印章具有某种美学的共通性。尽管印章并不起源于中国，但中国却“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大国思维、寰宇视角，取精用宏，西为中用的包容性，使印章一道，西衰东盛，别开生面，演化为以汉字为本……极具中华文化特质的一枝独秀的艺术门类”，并进而影响及于全世界，这又都有赖于“丝绸之路”交通孔道的文化发力。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文化的自信在于民族文化认同，构建民族文化认同也是回到起点、寻绎中国原典美术与中华美学精神的要义所在——从中树立大思想、大历史和大美术观，摸准中国的文化根脉和审美精神原点，使国人获得情感上的生发，使中华美学精神得以光大。由此，民族文化的复兴才有根基，中国精神在“一带一路”新时期建设中才能得以远播。
    （作者为《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