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著《〈红楼梦〉评论》
    
    中国小说史略
    艺术批评在当前特别活跃但又问题丛生，不仅受到学界瞩目，更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乃至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基于此，我们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和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一道，联合申办的国家艺术基金全国文艺评论人才高级研修项目近日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30名青年文艺评论家前来学习和交流。我们希望更多年轻的文艺批评家能在艺术批评领域有所作为，一道为中国艺术批评建设尽力。
    正像艺术创作常常需要青年或青春的热情与创造力一样，艺术批评其实同样属于青年，依赖于青年或青春的热情、兴趣与创造力。从事艺术批评、做艺术批评家，往往就是青年时代的事。
    这只要提及下面这些事例就行了：梁启超（1873-1929）在《夏威夷游记》（1899）中发出“诗界革命”号召时只有26岁，王国维（1877-1927）写作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开山之作《〈红楼梦〉评论》（1904）时才27岁，鲁迅（1881-1936）写《摩罗诗力说》（1907）时为26岁，出版《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时为42岁至43岁，李长之（1910-1978）的文艺批评处女作《鲁迅批判》出版时也仅26岁，而他出版代表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8）时也不过38岁。评论家和剧作家李健吾（笔名刘西渭，1906-1982）的文艺批评集《咀华集》出版时为30岁。
    再看欧洲，英国批评家克莱夫·贝尔（1881—1964）出版其毕生最有名的著作《艺术》（1913）时只有32岁，英国“新批评”代表人物之一的威廉·燕卜荪（1906-1984）出版其代表作《朦胧的七种类型》时年仅24岁，丹麦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1842—1927）出版其受到鲁迅等推崇的6卷本批评巨著《19世纪文学主流》（1890）时也不过48岁。
    这里提到的所有中外文艺批评家，在发表其筚路蓝缕之作时大多不过二十来岁，而出版其重要著作时也都还不满50岁。当然，尽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公民的平均成才时间都拉长了，但艺术批评从青年时代起就发奋、发愿和担责，确是必需的。特别是，个人的艺术批评素养的濡染和批评境界的开拓、社会的艺术批评风气的改善或好转，都从青年人做起，无疑是恰当的。
    进一步看，艺术批评不只是一般的事业或职业，而应当是一种“志业”。这就是麦克斯·韦伯在《学术作为志业》中所指出的那种作为人的心志取向的神圣职责。“志业”（德文beruf，英文vocation）在德文中一般用来指职业，但由于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时给这个词语灌注了强烈的新教涵义，强调“奉神所召去从事某事”，从而使它产生了一种明确的价值内涵。于是，“志业”在韦伯这里是指作为人的心志取向或信仰的职责。他要求不能把学术当作饭碗或简单的职业去做，而需要诸多条件，如勇气、专业要求、热情、灵感和人格等。
    其实，中国传统中早已有类似的特别要求和设计了，这就是孔子提出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君子生涯规划。他要求真正的君子志向于“道”，根据于“德”，依存于“仁”，畅游于“六艺”中。这在今天来说，实际上等于要求我们在“道”“德”“仁”“艺”的交融中认真踏实地对待艺术批评这一“志业”。
    今天谈论以艺术批评为“志业”，应当有以下几点要求：第一，批评不是谋生手段而是社会职责。第二，批评不能停留于一般鉴赏，而需要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等专业素养的提炼和深化。第三，批评不能跟风或人云亦云，而需要独特的艺术发现、独到的美学眼光。第四，批评不同于纯中立的客观的科学实验，而需要价值评判。假如艺术品具有恩格斯所说的“诗意的裁判”的特点，那么，艺术批评应当把诗意的裁判和理性的裁判交融到一起。第五，批评终究是批评家人格的建树。批评要投射批评家的人格，但不是简单的照相式再现，而应当是创造性提升。批评过程本身正是批评者自身被艺术形象感动、感染和提升的过程。 
    年轻的文艺批评家正值青年时期，从现在起就确定青春的“志业”，立下在艺术批评山路上攀登不止的远大志向和信念，想必十分必要和有益。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