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代际”所引出的问题理应在于重新焕发理论批评的“当代性”。我们有幸看到更年轻的一代正在做出努力。比如网络文学研究领域，对于二次元文化、御宅族、“萌宠”、“羁绊”等新概念、新问题的探索。”
    关于理论批评中的“代际”划分的问题，一直以来都饱受不同层面的质疑。这也难怪，出生于同一年代的人群理应分享相似的批评观念，这样的假想究竟有多大的有效性？恐怕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就像恩斯特·布洛赫曾经指出的：“我们并非全部生活于同一个现在之中。”也就是说，存在于幻想之中的“同代人”，他们之间的差别有时候比今人与古人之间的差异还大。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同时异代”，它直接宣告“代际”的概念并不总是有效。这也就像孟繁华先生概括“70后”批评家时所感慨的，“作为代际，我们或许也真的无力来概括他们更多的共同性”，在“70后”的批评家这里，“除了年代的相同，而并无太多的共同性”。然而，“代际”的问题又总是挥之不去，这种颇为方便的命名似乎让人爱不释手。究其原因，用黄子平先生的话说，“根深蒂固的是进化论的与时俱进的‘时间意识形态’在作怪”。以至于，这个权宜的方式构成了我们叙述历史、讨论问题的基本框架。
    近五年来，一代青年批评家的茁壮成长，其中代际的更迭、新人的涌现不禁令人侧目。尽管这些所谓的“70后”、“80后”批评从业者年纪都已然不小，至少相对于他们那些少年成名的前辈来说，这些年轻人显得过于苍老了些。但是，他们作为新人的集体亮相还是让人见证了理论批评的重新繁荣。这种热闹，一方面当然来自文学自身的力量，理论批评界，或者无论什么界，总归在学术生态层面具有其自然更替的过程，这是任何时代都会发生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自然生长的力量显得过于弱小了一些。相对于1980年代那批评的黄金时代来说，我们今天的理论批评的新生力量总是迟迟冒不出来，以至于曾经一度有人感慨，“80后出不了批评家”，也有人怀疑，理论批评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是否失去了吸引力。我无意探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这个年代最聪明的头脑会选择何种职业，但批评的凋零却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就有了另一层面的内容，不得不对此进行人工干预。即另一方面，新生力量的涌现离不开从中国作协、高校到各大核心期刊、出版社的一系列激励举措，比如中国作协、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唐弢文学奖的重启，《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等栏目不遗余力的推介，以及各种文学活动，各大出版社的“70后”、“80后”批评家丛书等一系列举措，共同将理论批评的新生力量推向前台，让他们为人所知。这当然有一种体制化的文艺理论批评所面对的“后继无人”的焦虑，青年批评家也是在这种集体的对青年一代的期望和焦虑的情势中走来。因此这里不乏对成熟批评果实的直接采摘，对批评的野性力量的驯养，亦不乏对尚显稚嫩者的呵护、守望，乃至拔苗助长。但不可否认，这都切实推动了理论批评人才队伍的建设。
    蔚为大观的青年一代批评家，固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文学批评史的视野中，青年批评家们所倡导的新的美学原则，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新问题、新经验以及解决问题的新路径，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除此，他们在文学界所引起的广泛关注，也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评论家介入文学、介入实践、介入现场的姿态。虽然他们提出的诸多命题与争论尚不充分，理论建设也不足，但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无疑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也向我们展示了，新一代评论家只有站在时代前沿，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才能重建新的公共空间，才能让文学问题与当代中国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积极探索与相互争鸣中，发掘新经验，创造新美学，与当代中国与当代文学共同成长，开拓出新的空间与新的境界。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倘若从更为严苛的角度来看，年轻一代可能和他们的前辈还共享着同样的知识范型。比如做一些关键词检索的工作便可发现，就这些青年批评家的理论方法与话语实践来说，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所操持的话语，其实和他们的老师一辈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过于乖巧的学习者，更多还是在延续旧有的批评理路，而非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然的“断裂”。因此，二者之间“代际”的意义可能并不是那么绝对。
    批评的“代际”所引出的问题理应在于重新焕发理论批评的“当代性”。然而，如何捕捉这种“当代性”，即如陈晓明教授在《论文学的“当代性”》中所阐述的，去发现“最能体现当代本质或内在精神方面的理解”，或许还需要我们费一些思量。在此，我们有幸看到更年轻的一代正在做出的努力。比如网络文学研究领域，对于二次元文化、御宅族、“萌宠”、“羁绊”等新概念、新问题的探索，试图真正将“学者粉丝”的研究路径落到实处。他们对于文学的“当代性”的捕捉，回应着印刷文明向视听文明转型的趋势，因而其实隐含着与传统精英文学“断裂”的态势。
    在这个意义上，回到青年批评家面临的时代问题，不仅仅是文艺批评及其语境的变化问题，或许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承担起时代所赋予文学批评的使命，或者说如何以文学批评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与当代中国的变革之中，这里面也自然包括文明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发现自己的问题，或者发现时代的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