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估既是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使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文化支撑，因而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典谱系，以便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筑牢国家意识，培植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正因为如此，对西方送来的经典谱系，我们理应有肯定的否定和否定的肯定，而非照单全收。
    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世道人心最深刻、最具体的表征，也是民族文化最坚韧、最稳定的基石。这是因为文学是加法，一方面不因时代变迁而轻易浸没，另一方面又不断翻新和升沉。尤其是文学经典，无不为我们接近和了解古今世界提供鲜活的画面与情境，同时也首先成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乃至个人心性的褒奖对象。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世道人心的最佳途径。亲近文学经典，即沾溉了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的人类和民族心脉。但同时，它也必然面临大到时代社会、小至个人好恶的取舍。
    作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者，我们的抱负建立在5000年中华文明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工作首先是为了强健和发展文化母体的拿来。中华文明隆古至今，延绵不断、生生不息，也正是因为中华文化有恒有易，具通古今之变化，有纳百川之气度。无论有过怎样的困难和挫折，我们祖祖辈辈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甚至浴血重生、浴火重生。而今，我们比19世纪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也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震古烁今的强国之梦。但是，近代以降西强我弱，惯性使然，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依然盛行，它们严重影响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而文化自信无疑是民族认同感、凝聚力的基石，也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拿毛泽东思想来说，它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化合。毛泽东青年时期求学岳麓山，而高悬于斯的朱熹匾正是“实事求是”四个字。换一个角度看，不论少数政客如何聒噪、政治经济如何变化，只要中文还在、建立在中文基础上的经典或经史子集还在，台湾和大陆同胞比血更浓的认同感和亲聚力就不会消失。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我们曾经一度的故步自封，而是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优秀中国传统、中国风范：一切传承和借鉴终究是为了强健和发展文化母体的拿来，并再以其所孕育和托举的中国创造、中国道义惠及全世界、全人类。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化的扩展，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前所未有。这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发展的契机，但同时也冲击、消解着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如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利驱弊、进退中绳地处理多元和核心的关系，既是历史对我辈国人的考验，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
    过去，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让无数热血青年放弃优越的生活，奔赴延安，奔赴抗日战场。如今，我们需要无数部中外经典将孩子从僵尸鬼魂和大话、戏说、恶搞、穿越等“二次元审美”中唤回。这虽非易事，然不能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容易，也不可谓不激烈；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如此，但实践证明它们是成功的。同样，文艺复兴运动是近代西方的一场革命，浪漫主义思潮亦然。前者凭借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和新柏拉图主义，拥抱喜剧，颠覆神学；后者对悲剧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青睐再一次改变了文学的发展向度，于是酒神精神被颠覆，莎士比亚悲剧和塞万提斯被定于一尊。而今，我们面前的绝对的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归根结底是去民族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化虚无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世界主义。然而，没有国家强盛，譬如想想百年前的我国和今日叙利亚，何谈世界主义？！
    总之，每一次时代的变迁必然伴随着经典重估，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亟待我们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经典谱系，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