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主任，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与文艺理论青年论坛秘书长。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中外文论》执行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执行主编，《外国美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文学批评及文学基础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专题项目《传统文化是当代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源泉》的阶段性成果。
    从事理论研究的人，都非常重视关键词的价值和作用，对于任何理论而言，了解了它的关键词，实际上也就能比较便捷地了解这一理论的大体内容。关键词的概括性和代表性，使它可以成为理论的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词语；同时，就像一个人的名号或者绰号一样，关键词还有一种通俗易记的特征，由于它的存在，可以使一种理论、一种新的观点迅速地传播开来，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当下社会，各种理论层出不穷，有些甚至艰涩难懂，我们很难把所有的理论都弄清楚，而关键词的存在既有利于我们理解，同时也为我们传播这一理论提供了方便。因此，近年来对于关键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项目，这是由我国文论发展的现实所决定的。
    一、我国文论发展面临的尴尬与困境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已经度过近四十年的时间，这期间，虽然文艺理论界对于一些命题进行了争论，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风生水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并没有真正提出属于我们自己原创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泛化，中国传统古代文论失声，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一方独大，成为当前我国文艺理论的基本事实。学术文章生产量的年年攀升，并没有改变学术原创力缺乏，提不出新的理论和概念这一基本趋势。当下我国文艺理论发展陷入困境之中，一方面是文艺实践的不断发展，各种新的文艺门类的不断出现，以及新媒体文学所带来的诸多新的问题，一方面却是我们的理论无法跟上文艺实践的发展，丧失了对于当下文艺现实的解释力和阐释力。虽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来讲，主要有有以下几点。
    一是当代西方文论引入的影响。新时期以来，我们并不缺少文艺理论，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们就几乎把西方20世纪出现的所有重要的理论都引介了进来，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解释学、读者批评理论、原型批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如此等等。引进西方，学习西方，成为我国文艺理论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事件。。虽然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开拓了中国文艺理论家的学术视野，为我们的文艺理论发展注入了生机，然而西方文艺理论引入的问题在于，它并没有给中国文艺理论界带来更多的启示，反而造成我国文艺理论界盲目追逐西方、崇拜西方有事实。理论家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上，甚至把研究西方当成是一种时髦的学问，新潮的学问，从而完全忘记了引介西方理论的本来目的。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有条件的，西方文艺理论是针对西方的文艺现实而产生的，因此它可能并不适合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以今天的现实来看，大量当代西方文论在我们头脑中所留下的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和抽象的理论，对于我们而言，它只能算是知识而不能称其为一种理论。不仅如此，对于西方文论的引介和长期研究，还造成了一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种远离文学而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错误倾向，理论家们越来越远离文艺现实，自然很难再提出有现实阐释力的文论思想。
    二是对我国古代传统文论资源当代适用性重视不够。在几千年的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大量关于诗、文、评的理论传统，然而这些宝贵的理论资源一直以来没有受到理论界的应有重视。这既与“五四”以后我们长期对于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有关，与我们以古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有关，同时也与当代西方文论引入后，理论界的精力不再投注于此有关。无论是在高校的课堂，还是在学术探讨的会场，我们能听到的大部分都是西方的理论，对中国文论的研究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死的学问，是过时的东西，人们对此既不关心也不关注。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学界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观点，然而，关于究竟如何转换、怎么转换这些更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却没有出现。从一定程度上说，新时期以来，我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尴尬处境，无所作为，也为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一家独大的局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说，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中国古代文论，最应该成为我们解决当下我国文艺问题的理论资源，然而由于不够重视，研究不力，实际上它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场域当中，基本处于一种失语或独语状态，很难为解决中国当下文艺问题起到作用。
    第三，新时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也不尽人意。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得到主流观念的肯定与支持，然而在研究西方、学习西方的大趋势下，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日渐式微，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却蒸蒸日上。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思路，对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很多的启示，然而正如我们对待西方文论的研究一样，国内相关学者并没有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真正结合起来，具有极强“现实”针对性的“西马”文论，在中国并没有找到它可以针对的现实，以至于“西马”文论同样只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理论。同时，由于青年学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缺乏兴趣，没有学习和研究，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断层情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最终流于一种态度和形式，并没有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成果。
    二、中国文论关键词比较研究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由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当代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陷入到困境和尴尬的境地。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就必须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反思和清理，就必须对我国传统文论的理论资源进行继承和挖掘，使之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就必须真正研究激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我国文艺现实中的价值和作用。值得欣慰的是，近两年来，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国内学者开始反思当代西方文论对于中国文论发展的危害和负面影响，关于这一点，以2014年第6期《文学评论》发表的张江的《强制阐释论》为标志。而随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表述，对于传统文论资源的深度开据也已成为许多文论研究工作者的基本共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近年来更是高度重视，无论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或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的理论阐述，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他们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之中。党中央对文艺工作越来越重视，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召集文艺工作者开了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2015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同志又在文联九大、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了以“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文艺高峰”为主题的重要讲话，这些都为我国文艺理论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迎来了理论创新创造的最佳时机。
    那么究竟该如何走出当前我国文艺理论的困境，顺应时代发展，完善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基本事实，在现有的条件中寻找出路和对策。而当下我国文艺理论的基本事实就是西方文论影响极大却流于抽象，古代传统文论对文艺现实有阐释能力却有待挖掘和开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迎来了发展机遇但中国化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这些基本事实中，眼下最需要突出解决的就是中西文论的融通对话，切实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这就为解决当下我国文艺理论问题提供了思想原则，而“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无疑顺应了这一原则，作为走出当代我国文论困境重要思路，这一项目必然是大有作为的。“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的价值与意义大体可以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在比较中总结和清理近四十年来我国文论的成绩和问题。走进关键词，也就走进了中国文艺理论发生发展的现场。“关键词”是文论认知的基本入口，而“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可以使我们找出中西文论的相通性与差异性，从而发现当代西方文论哪些理论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哪些是不适用于中国文艺的。我们知道，文论是有关文学的理论，无论中西，作家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都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传递出来。这是中西文学的共同性，同时也是中西文论的共同性。因此，中西文论及其关键词中必然有一些是相通的，是可以共享共用的。然而，中西文论毕竟产生的语境不同，他们的历史继承性也各有差别，表现出了很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中西文论相同相通的那些内容也要进行辨析和辨别，使其真正转化为可以阐释中国问题的理论形态。新世纪以来，大量的西方文论引入中国，我们一直没有时间对其进行清理总结，因此，“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可以借此完成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的清理和反思工作，从而为真正“借鉴西方”扫清障碍。
    当然，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这就是总结和挖掘中国传统文论在当下的价值和意义，通过比较来发现中国古代文论中哪些是可以在当下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而为当下所用，哪些是已经过时的、丧失了对当下文艺问题阐释力的。另外，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还可以让我们发现，在面对同一文艺问题时，到底是我们自己的理论更有说服力，还是西方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在比较当中，发现中西文论的优长及其差异特征，正确认识中国文论的价值，从而真正为当代语境中下我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找到民族文论的理论资源。我曾在《当代西方文论作为一种知识还是一种理论》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西方文论只能作为一种知识，而不能作为一种理论。”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笔者看来，“任何外来理论如果不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就会是一种无用武之地的理论，就是本本上的理论，就还只是一种知识。”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要想成为理论，“它必须面对中国的文艺传统与文艺实践，并在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人性等的碰撞中，消解自我，然后经过一次涅槃式的重生与融合，从而获得对中国文艺问题的阐释力和理解力。”[2]这就是说，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适用是有条件的，而我国古代文论在当下的使用却没有这一条件限制。总之，通过中西文论关键词的比较，可以更好地让我们对民族文论的价值充满信心，真正扭转对于西方文论盲目崇拜的局面。
    二是在比较中可以解决当下我国文艺理论缺乏自信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讲，“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3]新时期以后，我们之所以大量的引介西方当代文论，既与我们对以往“极左”文艺的反思有关，同时也与我们对自身文论传统长期以来缺乏自信有关。近40年来，我们能够在西方当代文论的笼罩和统治下而浑然不觉，也是缘由于此。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想过我们自己拥有什么。而实际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既博大精深而且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文评”理论体系。同时，在这40年中，许多当代的文艺理论研究者也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重要的学术观点，进行过许多有益的理论探索。然而，由于我们一直陷于对西方文论的介绍和研究中，很少有人真正地站出来对这40年来我国文论的成绩进行总结。这40年来可以说我们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一直倾心于别人的理论，而对自己的理论成果却置若罔闻，这同样是极其不自信所造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可以使我们认清当代西方文论的价值，但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认清它的不足和局限，从而更好地将研究的视角和精力、智慧和热心，用于对中国自身文论传统的研究和发掘中，用于对当代我国现实问题的解决中，从而让传统文论在当代“活起来”，最终为当代世界文论发展提出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同志说，“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4]因此，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文化上没有自信，对话中没有理论，而是要充满自信，在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中提炼出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三是在比较中逐步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学术与话语体系。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的最终目的，必将是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这既是现实和时代的需要，同时也是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研究的必有之意和必然结果。《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5]《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更是强调，“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6]由此来看，现实给我们提供了创造理论的机遇，时代给我们提供了理论创造的条件，“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就是基于当代我国文论发展的基本现实而提出来的。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国内大都有比较多的研究，大家对这些理论比较熟悉，有些甚至也被尝试性地用来解决我们自己的理论问题，当然还存在很多问题，等待清理；另一方面，我国古代文论正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从中国古代文论中寻找解释中国当代问题的理论资源，已成为当代学界的基本共识，这方面的工作正在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关键词为切入点，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进行比较辨析，以期发现其在不同理论语境中的异同，发掘它们在当代文艺理论话语中的有效性，就为创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当代我国文艺理论话语新体系准备的条件。正如在“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一次启动会议上，张江教授所指出的：“做这件工作的目标就是要提出新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提出有标识性意义的概念。”（来自会议记录）当然，也如张江教授所估测的，这样的工作可能要做几年。但不管怎么说，有了开始，努力地走下去，那个我们所期待的建立我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目标终究会到来。
    “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7]习近平非常强调中国的方法和中国的实际，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只有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了，才是对世界的真正贡献。“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定位的，也将沿着这一目标前行，我们期待这一研究，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引向一个能为当代中国文艺服务，也能为世界文艺提供思想创造的突围之路。
    注释：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版，第15页。
    [2]丁国旗：《当代西方文论作为一种知识还是一种理论》，《学术研究》2016年第4期。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13页。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版，第24页。
    [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2页。
    [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版，第8页。
    [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