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当美国报刊媒体遭遇新媒体带来的阅读危机时，有的被瓦解停刊，有的重整旗鼓兼容并进，有的则完全转入新媒体，回过头来看，新媒体的出现让全球媒体都变得更开放也更适应现代读者需求，特别是当传统精英媒体放下身姿，为优质文章匹配同样耳目一新的多媒体视觉时，更多的读者被吸引过来，形成新的读者群。
    对于中国文学期刊而言，这个时间点虽姗姗来迟，却仍然带来了新的困惑，如何兼顾大量文学爱好者在网络上的文字发表和理想？如何为年轻读者带来更优质的文学阅读内容？又如何让过去形成的品牌和口碑继续在新媒体上得到继续？当我们在微信公号、APP客户端看到一些新的文学阅读品牌崛起时，它们正在回答上述问题，其中不乏传统文学期刊的身影，像《人民文学》杂志推出的旨在汇聚“五四”以来中短篇小说大数据阅读的“醒客”APP、《收获》杂志参与的在线投稿系统“行距”APP、《花城》杂志正在建设中的版权运营综合平台等等，都吸引了外界关注。记者专门采访了《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花城》杂志主编朱燕玲，探讨文学期刊在新媒体时代的探索与坚持、博弈与困惑。
    定制化阅读更能抵达读者
    记者：如果说90年代初的纯文学期刊遭遇第一次市场份额下滑危机的话，近年新媒体盛行，一开始也让传统媒体感到恐慌，你们是怎么调整心态，认为新媒体并没有那么可怕，也可以参与试试？
    钟红明：文学期刊的生存困境，多年来经常在媒体的标题上浮起，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化的问题。新媒体时代对传统纸质期刊的挑战，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改变程度之高，大概也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一本刊物有一本刊物的精神和品格，《收获》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收获》，是几代人共同打造的，包括作家、编辑和读者共同的努力。尤其对《收获》这样一个主要依靠发行量养活自己的杂志。从90年代到现在，我们应对困境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应该是一致的：做好自己的内容，以扎实的文学品位赢得读者。近年的《收获》杂志，依旧多次以青年作家专辑的方式，不遗余力地发掘推荐新人，说明《收获》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但更着眼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的建设。我们对文学期刊的现状一直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也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新媒体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无法预言未来文学作品以何种方式抵达读者，但我们将倾力应对。
    朱燕玲：当年的市场份额下滑，促使很多纯文学刊物转型，做了许多不是文学刊物做的事，有一些刊物也因此回不到从前。在新媒体盛行之前，网络已经对纯文学期刊有过一轮冲击，所以这一次大家也看得更加清楚，明白网络化、终端化是一个大趋势，顺势而为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逆势而动则必然招致更多困难。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存在跟纯文学刊物融合的可能。换个角度去看，两者可能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替代。以《花城》杂志的微信公众号为例，很多读者就是通过微信上推送的内容，重新认识和感受《花城》的用心和风格。
    记者：新媒体上大量还是一些浅阅读、娱乐化的内容，从你的观察来看，优质的原创内容应该如何借新媒体放大自己的优势？
    钟红明：2013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的诞辰，《收获》杂志悄然开设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harvest1957）。虽然我们没有做过海选投票以及各种奖励性推广，但关注的读者一点一点上升，截至今日，关注的人数超过10万人。在最近武汉召开的全国文学期刊联盟的会议上，评论家王干说他经常会收藏《收获》微信公号的内容，他觉得已经不是浅阅读，而是“中阅读”了。对于两年来每天一个人编辑推送《收获》微信公号的我来说，这是一个愉快的评价。任何高科技的发展，都不能替代内容的提供，事实上，人们的选择越是自由化多元化的，越是需要真正有品质的内容。
    《收获》微信公号，基础来自纸本《收获》，但又不限于《收获》文本。自开设以来，经常在品读小说、专栏性的文化大散文的同时，约请作家为《收获》微信公号撰写专稿，虽然到现在还没有稿费支援，却一直得到作家朋友的大力支持。如作家李辉，经常授权并提醒《收获》微信，结合特殊纪念日和热点，推送蕴含深度思考的文化专栏文章。每次《收获》新刊出版，会向作者约创作谈、深度评论、印象记、访谈、演讲、故土故乡的散文随笔等等，一个个专题作立体化的多层次展示，并尽量做到图文的有机结合。
    没有进入新媒体的时候，刊社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读者在哪里，他们对作家作品的喜好又是如何，但在微信公号的平台上，刊社可以从各种数据中略作了解。《收获》微信开设了《收获·声音》微书评周刊，文章内容都来自读者，给热爱文学的人们提供一种交流和分享见解的途径。并且，我们开设了微店，链接在微信公号上，深度的推广和营销，可以看到直接的效果。
    林立的市场中，找准定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传统文学期刊的生存危机，实际上就是读者危机，读者——这是文学期刊永远的痛。文学期刊的读者为什么离去？又为什么到来？经历了消亡、瓦解、整容、抵抗或坚守的阵痛，人们再来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期刊的读者问题，是大有深意的。寻找、培育和积极引导稳定的读者群，尤为重要。
    朱燕玲：微信上的阅读，必然是快速阅读，但快速阅读也不尽然是浅阅读。我们也有意识地对我们的内容进行规划和调整。因为《花城》杂志上刊登的小说、散文相对来说篇幅较长，杂志上刊发的一万字短篇小说都很难直接放在微信平台上，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截取文章的精彩部分放在微信平台上给用户试读，若试读部分能够引起用户的兴趣，则他就有可能在天猫、微店或其他渠道购买纸质版杂志。另外就是作家创作谈和杂志文章的延伸部分，因为杂志的版面有限，不可能每篇文章都附创作谈的。微信平台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刊登文章精彩试读部分的同时推送作家的创作谈和文章的幕后故事，这对读者读文章原文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能满足读者对作者的好奇心，也能吸引读者去阅读杂志，阅读更多有深度的内容。
    记者：在《收获》刊发的作品有许多进行了影视化改编，如今当新媒体环境遇到IP热潮，许多写作者会预先有一个影视化方向的心理设定，对于这个趋势，《收获》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钟红明：以前《收获》上刊载过许多剧本，话剧剧本和电影剧本。后来随着发展，就不再刊载剧本，改编为影视的小说应该说非常多，比如《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红灯笼高高挂》《甲方乙方》等等。IP热潮我们也感受到了，但对很多优秀作家来说，他们并不会在写小说时，先想到如果改编为影视会如何。我个人觉得，因为样式不同，表达的要素构筑方式也有差异，写作者在写小说时，心态应该是纯粹的，如果先想到改编成影视将如何，对小说的完成度会有影响。不如完成之后再做影视化的延伸开掘。改动往往是很巨大的。不过我也曾遇到有人倒过来的，先写剧本再创作成小说，因为剧本是一个集体化的创作，有的处理由不得写作者，那些未尽的意义和个性化的走向，在小说中得以完成。
    记者：如今新媒体形式虽然多样，但也应该挑选适合自身特性来综合考虑，《花城》正在建设中的“花城多元融合传播运营平台项目”大约是个什么样的项目？它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朱燕玲：“花城多元融合传播运营平台项目”是我们花城出版社依托《花城》杂志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步，该项目已获得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具体目标是建成一个集数字阅读、作者（作品）孵化、作者（作品）签约、自助出版、版权（数字版权、有声版权、影视版权、游戏版权等）运营、版权代理等各项功能为一体的融合数字平台。
    新媒体放大了对原创保护的缺陷
    记者：从扩大影响力角度说，和越多的新媒体平台合作似乎是越有好处的，比如腾讯文化平台、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等集合大量原创纸媒内容的第三方中介平台，它们需要期刊的优质原创内容，而杂志也可以借对方的平台推广优势，你认为文学杂志如何进行一些选择或者说判断，从而实现自身优势最大化？
    钟红明：我们很重视和其他媒体的合作，我们第五期刊发新发现的傅雷先生的书信、2016长篇专号（秋冬卷）刊发张爱玲的《爱憎表》全文，都在各种媒体上得到关注。腾讯文化、澎湃，以及很多网站，我们都保持联络，今日头条我们也刚入驻。不过多样化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无选择地把刊物上的内容上传，对刊物、对作家的版权，我们都必须审慎地加以保护。
    朱燕玲：目前国内新媒体平台确实非常多，我们必须做出筛选和取舍，而且各个平台之间既有竞争又互有帮助，各个平台本身也是有各自的优势和主打领域。《花城》杂志还是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主，兼顾其他平台，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微信对原创内容的保护比较到位，另外就是通过微信直接配合花城微小店，用户能方便快捷地购买到杂志。若条件适合，我们不排除和其他平台合作。类似的合作应该都是双赢的，只要平台方能很好保护我们的原创性，也就是内容资源的唯一性，有对《花城》品牌的尊重，使我们的风格和品牌可在各种平台中得到传播和延伸。这种合作不会完全是单一的内容输送。
    记者：其实读者从其他平台阅读到杂志内容，理应算作是杂志影响力和传播力的一部分，只是现在考察杂志的标准仍然是发行量，这在新媒体时代是滞后的评判，你认为什么样的综合考量才能更适合如今杂志的真实情况？
    钟红明：我倒不以为发行量仅仅是一个考量标准，这是生存问题。一本文学期刊，获得良性循环的话，就得有发行量，才有盈利。没有人读的杂志，发行量超低的杂志，无论它以其他何种手段获得营运资金，它本身的影响力又在哪里？我以为现在不公平的是对“原创”的文学期刊的保护不够。刊发原创作品的文学期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很多地方的考量是以月报选刊的“转载数量”来衡量的，这很无奈。新媒体时代，也同样需要大量原创的内容，这是本和源的问题。一本刊物的考量标准我以为应该是综合的，推出的原创作品质量、推出的作家，甚至刊物装帧设计、占据的市场份额，做一个综合的影响力的考量。
    朱燕玲：纸刊发行量下滑已经持续相当长时间，近来部分文学期刊出现回暖现象，止跌回升，但是大家也不会盲目乐观，很明白无法回到80年代，很难单纯通过纸刊的发行量重现辉煌。在目前良莠不齐、汗牛充栋的出版市场中，期刊更多保持着专业化形象，代表着一个专业评价体系，它的专业影响力仍然存在，品牌效应仍然存在。如今这种品牌效应又通过新媒体得以放大扩散，如果还用老眼光来评判一份刊物的影响确实过于守旧。在我看来，一个文学期刊品牌，首先必须保持较高专业水准，获得作家、评论家对你的认可；另一方面则必须赢得读者喜爱，读者能够从你这里及时获得可靠的专业咨询、进入文学现场、吸收丰富的精神养分；最后，在多媒体时代，期刊已经告别了它单一的展示功能，更作为一个交流平台而存在，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能通过这个平台被更多人知道，并形成作者读者编者的良好互动。以上三点，如今都不局限于纸刊。所以我们会在维护纸刊品牌质量的同时，做一系列品牌延伸活动，扩大影响力和传播力。
    自我更新才能避免被淘汰
    记者：现在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比如纸媒可以彻底不需要纸质版了，分流到电子期刊、微信平台、独立APP上，也有报纸正在这么做，您认为这适合文学期刊吗？或者说未来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钟红明：纸媒也许趋势会这样，文学期刊会来得缓慢一些。目前，《收获》与亚马逊等开展电子书合作，以灵活的组合和编辑思想，出版了多品种的电子书，不过仍旧没有把整本的双月刊变成电子版或者放上互联网，这里面有版权的原因，因为作家交给我们的是纸质刊物的刊载权，我们出版的电子书都另外需要获得作家授权。另外也考虑到纸质期刊是我们营收的主要来源。现在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喜欢阅读纸质期刊的读者还有不少，未来是否会出现主要出版电子刊，只是按需制作为纸质期刊？这个过程会多久？还说不定。
    朱燕玲：随着新技术的日新月异，纸媒的式微也许无可阻挡，长远来看，作为人类书写的载体，纸上印刷也只是一个阶段，就像从前纸书替代了竹简，在大众阅读领域，屏幕、电子传输终将替代纸质出版；互联网时代也很快将被物联网时代所替代。但我认为这个结局短期还未到来，在此之前，尤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代表着专业形象的文学期刊，仍有存在的义务和发展的空间。文学期刊和报纸不同，它具有适合深阅读的核心内容，与网络碎片化阅读的诉求不能完全重合，所以一时间很难被网络完全取代。
    记者：前段时间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大会谈论“理想的文学期刊”话题，在多变的新媒体环境下，你认为文学期刊的理想是变得更清晰、更多元，还是更需要探索了？
    钟红明：许多情况下，一部作品，在被文学评论界、被读者认识之前，是首先被编辑认知的。《收获》的贡献，是它以审美的敏锐和海纳百川的气度，打造了一个文学的平台，使许多作家许多优秀作品在这里诞生。实际上是一个文学推手，但从不自以为是领袖。它的今天是主编巴金、编辑前辈、所有同事共同的努力。《收获》上的作品，体现承载了文学审美和叙事以及文学表达的一次次变化和实验，呈现不同风格文学作品的顶尖之作，一直是《收获》的追求，目的同样在于读者。什么是文学期刊的理想？什么是理想的文学期刊？我以为已经尽在其中了。
    朱燕玲：对文学期刊而言，形神兼具的纯文学品质依然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境界。在新媒体环境下，实现理性的途径变得更加多样化，理性的形态也更多元。可以说，文学期刊不再仅仅是文学期刊本身，它的外延也在迅速扩大。面对新媒体冲击，文学期刊不能坐等成为一个受保护的“传统剧种”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积极进行自我观念的更新。除了提升内容品质，更新文学理念，更加包容各类型的写作实践，更要以互联网思维有效地实现品牌延伸，转变期刊一成不变的展示功能，更强调其平台属性和交流功能，实现线上线下互动，实现版权的转换、代理等等，这些都是期刊人可着重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