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马图 徐悲鸿
    谁来“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一种回答可能觉得当然是那些能创造出艺术精品、佳作或杰作的大艺术家了！这一理解固然不错，能有资格登上文艺顶峰的，只能是那为数极少的杰出艺术家了。不过，严格说来，这样的看法还是有些简单和浅表。只要静下心来稍稍全面而综合地衡量就可知道，文艺高峰的筑就，不仅确实依赖于那极少数顶尖艺术家，而且也依赖于那些数量巨大、分工各异的文艺人才乃至普通艺术观众。因为，不仅文艺高峰使命的完成，就连一般的艺术事业本身，都是一项综合的和全面的人类社会生活活动。这一活动假如没有国民多方面和不同程度的共同参与，文艺高峰的筑就则是万万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文艺高峰的筑就实际上需要数量众多而功能不同的各类艺术人才共同参与。这里不妨对共同参与筑就文艺高峰的几类人才，做点初步分析。
    首先，那些勇攀高峰并凭借自身的作品而屹立为高峰的少数顶尖艺术家，属于文艺立峰人。他们被时代和历史认可的巅峰之作，足以配得上文艺高峰的美誉。且不论从先秦到清代我国出现过多少文艺立峰人，如屈原、陶渊明、顾恺之、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张择端、关汉卿、范宽、黄公望、汤显祖、曹雪芹、石涛、郑板桥和吴昌硕等，单就现代中国画来说，齐白石在鱼虾花鸟等日常动植物身上铸就新的美学辉煌、黄宾虹的笔墨成就、徐悲鸿大胆引进西方写实技艺以推进中国绘画艺术介入社会变革、林风眠之融贯中西、张大千在重彩与水墨融合以及泼墨与泼彩上的独创、傅抱石山水画的豪放与雄健、潘天寿的雄阔奇崛与高华质朴风格、李可染在山水画现代转变上的开拓、蒋兆和《流民图》在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上的巨大成就等，可谓是中国现代视觉艺术领域屹立的一座座高峰。而就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前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后又可增列冰（心）沈（从文）艾（青）丁（玲）赵（树理）等等，这些大作家多年来就深得广大公众喜爱，堪称过去近百年时间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立峰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无疑就需要这样堪与古代文艺高峰和现当代文艺高峰的立峰人相媲美的文艺立峰人，无论他们是小说家、作曲家、画家，还是编剧、导演、设计家等。同时，他们还能在与来自当代外国林林总总的文艺高峰的跨文化比较中，彰显出自身独特的美学与文化品格。
    同时，文艺高峰的筑就还需要数量巨大的文艺造峰人。地学知识表明，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来自于亚欧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等几大地理板块之间的相互碰撞作用所产生的巨大张力。而文艺高峰的筑就，也必然依赖于高度的社会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支撑。文艺造峰人，其实就是一大批有名或无名的为文艺立峰人提供社会物质与精神条件保障的人们，包括普通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今天，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他们的社会生活境遇、思想状况及艺术鉴赏经验等，必然地成为新的文艺高峰赖以矗立源源不断的根本资源、条件或环境。这其中还包括那些能够提供精神资源或文化滋养的文化界专家，例如哲学家、历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他们的精神探索和创造，有可能为文艺立峰人提供多方面的思想启迪。假如没有温克尔曼、莱辛、康德等奠定的思想资源，很难想象会有欧洲浪漫主义艺术潮流的兴起。特别是在全球多元文化相互激荡、人们的社会生活受到诸多价值观竞相牵引的当代，优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风起云涌，才更可能给予新的文艺高峰的筑就施加宝贵的精神导引。以唐诗为代表的盛唐文艺的繁荣，离不开盛唐文化生态（开放、包容、进取、青春气息等）以及更广阔的社会生态。以宋诗和宋词为标志的宋代文艺的说理特色，假如离开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和朱熹等所代表的宋代理学思潮，也是难以解释的。
    再有就是文艺测峰人。他们是一大批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和文艺史家等，擅长于运用研究手段和批评的方式去测量和评价文艺高峰，辨别真假高峰，分清真山与假山等等。在其中，当前更加重要的就是名副其实的批评：“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真正的文艺批评家应当“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只有这样，文艺测峰人才能承担起测量出真假高峰的使命。相反，“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当我们今天高度礼赞明清白话长篇小说的巨大成就时，切莫忘记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李渔、张竹坡、脂砚斋等一批小说批评家（或小说评点家）通过“评点”而对小说成就的卓越艺术发现和精辟美学评价。齐白石为人称道的“衰年变法”，同美术史家、画家及美术教育家陈师曾当年的关键启迪是分不开的，这种启迪从美术史和美术评论视角，为迷茫中急切寻求突破的齐白石，开启了一条迈向其一生绘画成就顶峰的新坦途。法国文学家雨果、拉马丁和乔治·桑等作家的文艺成就，同法国文学批评家、将传记引入文学批评的开创者圣伯夫的卓越建树是分不开的，正是他通过自己的《星期一漫谈》和《新的星期一漫谈》等传记批评名著，开创了通过文学家传记而评判当代文学家成就的传记批评道路，并使得作为一种现代职业的文艺批评家为世人所认可。美国诗人兼批评家埃兹拉·庞德的事迹更是令人瞩目：他曾给予一批尚未出名的青年诗人、作家以巨大的早期帮助，例如为詹姆斯·乔伊斯出版《青年艺术家肖像》和《尤利西斯》、为托马斯·艾略特整理删节其长诗《荒原》初稿并向出版社推荐出版，还帮助海明威出版第一本书，等等。完全可以说，没有庞德的批判性眼光和善意推荐的测量，就不可能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杰作《荒原》的横空出世和赫然耸立。
    还应当提到那些文艺观峰人。正像险峻的高峰依赖于登山者的胜利征服和倾心观赏才更显其壮丽巍峨一样，文艺观峰人是千千万万具备优良艺术素养、懂得并善于鉴赏真正文艺高峰的大量公众。马克思指出：“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只有经受住了高素养公众的挑剔目光，真正的文艺高峰才可能得到时代和历史的权威鉴定，而新的文艺高峰也才可能在这种权威鉴定所形成的优质文艺生态中继续生成和涌现。
    最后，文艺护峰人也并非可有可无。他们应当是那些有名或无名的善于守护或维护文艺高峰的各级各类文艺管理者，懂得运用法律、政策、法规及伦理等多种方式或手段，去多方面地保障、支持或维护文艺高峰事业，为其保驾护航、扫清障碍、转危为安或添砖加瓦。
    上面所说的五种文艺人才，自然不可能穷尽承担筑就文艺高峰使命的全部各类文艺人才。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参与筑就文艺高峰事业的，应当是包括这五种文艺人才在内的所有国民——他们的作用虽各有不同，但都需要真诚的人生体验、宽博的胸怀、敏锐的生活嗅觉、高远的想象力、强烈的好奇心、坚韧不拔的独创性追求、熟练的符号表达技巧等素养或能力。只有高素养的国民整体，才有可能成为涵养文艺高峰的优质文化生态环境，而这正意味着，不只是极少数艺术家，而是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五种文艺人才乃至整个国民整体，才是筑就文艺高峰的真正主体。由此看，“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这一命题的重要而又深远的战略意义之一在于，通过设定这一高远愿景，促进社会各界及全体民众都自觉行动起来，全力推进全民族文化艺术素养的长期涵养和整体提升。
    应当看到，这样的主体养成及文化生态环境的涵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的持续过程，这其中必然需要依托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悉心孵化之功。艺术院校和艺术学科应自觉承担起为筑就中国文艺高峰而培育一大批文艺立峰人、文艺造峰人、文艺测峰人、文艺观峰人和文艺护峰人的使命。与此同时，作为文艺评论工作者和高校艺术学科教师，我们也需自觉分担文艺高峰的测峰人职责，为了真正文艺高峰的崛起而努力尽到自己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及艺术教育责任。
    （作者：王一川，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