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固的常识受到质疑而被悬置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时失语。假如有人以大量的实例告诉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背后乃空虚的所在，意义便容易被消解到黑洞之中。这是颠覆的力量，与此相遇，将考验我们的智力。而学术研究遇到此类难题的时候，也恰是思想生长的时候。无论颠覆者还是被颠覆者，都有了一次重新自我定位的机会。
    许多年间，这种颠覆我们思维的工作，大多来自域外的学者的劳作。一年前，刘禾教授告诉我，正在主编一本全球史研究的论文集。她说，这不是一般的论文结集，“而是一批原创性的学术研究（original research）的会合”。现在，我终于看到了这本《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如刘禾所说，的确是一本挑战性的著作。全球史研究是我不太了解的领域，从刘禾的角度来说，她们这个团队在研究方法上与以往的史学研究不同，“它不分国别史与世界史，而是把本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范围中来进行互动研究，因此，本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本国的问题”。由此产生的方法必然是多学科的合作，它的过程与结果，都有非同寻常的地方。
    问题不仅仅在于多学科合作，而是对于流行的观念的一次颠覆性的阐释。恰如美国学者杜赞奇评价此书时所说,它“为全球史的写作，打开了强有力的新思路”。这是一本试图改写我们的学术地图的著作，它在几个方面质疑了流行了上百年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不过，这也给我带来了某些困惑，一个恒定的思想存在倾斜了。至少是我，在面对它时，不能不重新把目光投向我们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我们以往的工作，没有意义了么？
    给我们带来刺激的研究常常是范式的转换。但也有旧的思想的回归。溢出与回归，是学术钟摆的状态，但大幅度的溢出和回归则引来争论。我对于此书好奇的地方很多，一是研究这个话题的作者，多是文学研究出身的。除刘禾外，梁展、赵京华、程巍、梦悦、刘大先都是国内活跃的文学研究者。二是，还原了上百年的文明观的源头，这个源头涉及到欧美国家设计世界秩序的初衷。在一个不公平的话语里，欧美之外的文明怎样受到了的漠视，在此都有一个交代。三是，对于我们几代人形成的知识结构，做出了另类的描述，研究者们认为，我们近乎在用一种西化的词语言说存在。今天使用的概念，许多是“被近代”的产物，在这个概念里，我们的固有文明的表达受到了遏制。
    在这个团队里，对于现代地理学、国际法、“亚细亚生产方式”、日本史、人类学、文学中“他者历史演变”都有深入的阐释。大量的文献透露的信息表明，西方的文明论在初期是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在异于自己的世界里，西方人将文明设定成不同的等级，所谓野蛮、蒙昧、半开化等词语，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秩序的依据。根据此而产生的各项法规，条约，都有等级制的痕迹。强国对于世界的分配，是从自己的文明观出发的一种选择。
    刘禾与自己的团队的用意在于，这是一种文明霸权的存在，因了这样存在，世界文明的描绘出现了问题，人类的多元的、丰富的文化受到了压抑，现在已经是改变它的结构的时候了。
    所有的论者都以大量资料给我们展示了知识起源性的话题。世界近代文明的起源在此得到了一种明晰的说明。文明等级论涉及的话题甚广，几乎覆盖了文化的方方面面。法律、金融、文学、军事等都在这样的逻辑里展开。刘禾《国际法的思想谱系：从文野之分到全球统治》涉及到东亚的近代，文章谈及日本的时候，看出其“被现代”的尴尬，日本为了从“半文明”的耻辱身份挣脱出来，改变了自己的航线，“脱亚入欧”，进入欧美的话语体系。在一些日本人看来，向殖民宗主国的特权和经典的文明标准看齐，才是重要的。宋少鹏《“西洋镜”里的中国女性》揭示了西洋文明论性别标准内在结构和在中国晚清的投影，以及中国女性的批判性的回应。姜靖《世博会：文明/野蛮的视觉呈现》，告诉我们世博会背后的殖民扩张背景。梁展《文明、理性与种族改良：一个大同世界的构想》则在民族学、人种学中看出中国晚清知识界思想变化的“虚假的必然性”。郭双林《从近代编译看西学东渐——一项以地理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在文献中指出了西方文明观中的“毁灭性”，其中有“殖民主义者设置的思想陷阱”。而孟悦、刘大先提供的知识视角，也在另一层面证明了类似的观点。
    这里不能不提的是程巍《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我以为是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从东西方学者对于汉语的不同理解，以及汉字革命产生的过程，看出强势文化对于弱小民族的压抑。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像汉语这样的古老的存在，它的博大和幽深，因为存在的封闭性而在近代遭受厄运。对于母语的自卑，造成了认知的混乱，其中语言的变革和汉字的改造成了一时的话题。比如，世界语运动对于晚清知识分子的号召力很强，这源于对我们的文化普及滞后的焦虑。中国的读书人只知道拿来这个方案，对于世界语的起源未必了解。程巍发现，世界语看似是世界主义的新梦，但发明这种语言的柴门霍夫是为了解决犹太人的安全问题而做出的创造性劳作，“所以这位世界语的创制者同时又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国的知识人似乎不知或不懂这个悖论，他们拿来这些改革方案，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
    这些不同角度的叙述，直指某些认知的盲区，但也让我有了重新思考民初新文化的冲动。中国新文化运动，也是在西方近代思想启发下的一种选择。新文化运动领导者考虑的是解决内部的矛盾而采纳了域外的思想与技术。从《新青年》刊发的大量译介文章看，不都是帝国主义的逻辑，而是用西方知识分子批判、反思自己历史的文章在激励着自己。他们对于那些思想的起源和过程了解有限。从自己内部问题出发应对外部的挑战，必然忽略域外话语的逻辑层次，目的不是成为西方的一员，而是像对手一样有自由的天地。所以，我以为我们的前辈面对西方话语的时候，欣赏的是域外文明中自我调适的能力。这种调适即是一种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
    五四之前的文人讨论世界问题时，不免受帝国话语的影响，梁启超、谭嗣同的世界观中，有被文明等级论传染的部分，但五四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既有对于帝国话语的挪用，也有对帝国思想的批判。这种复杂的表达我们今天梳理不够。刘禾团队涉及到了人们认知中的空白。不过，刘禾等人的研究似乎忽视了对于文明等级论认识中的差异性，论文中缺少辩驳性的视角，这带来了认知的单一性。但必须承认的是，本书对于我们从事近现代史和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人提出挑战，我们的知识结构似乎难以回答其中的问题，可是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总结起来，应当有三点：
    一、我们如何看待一百年间向强国学习的历史？
    二、我们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的文明的内部问题？
    三、我们如何激活我们民族遗产中有价值的存在？
    百年间的历史，是借助西洋文明观自我选择的历史。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有时受益于外来的思想，但也受困于这样的思想。自左翼文化出现，一面学习西方，一面批判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传统。这个过程我们丧失了一些存在，也获得了一些存在。
    实际上，《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的作者，有的暗含着这样的思路，只不过他们把思考的路向指向了另外一极。唐晓峰《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涉及帝国话语的部分，也看出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的身影。马克思早就看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地图，其实是利益的地图，人的私欲在此都有折射。讨论文明等级论时，看到西方内部的分化与多样性演变，以及在这个演变中生成的新的精神，可能与初期的赤裸裸的逻辑不甚一致。赵京华《福泽谕吉“文明论”的等级结构及其源流》向我们展示了问题的另一面，对日本的开化理论进行反省和批判的是日本的知识界，他们对于自己的前辈的文明论里的问题的冷思，说明强国的价值观是在多元的交汇里变化的。
    对于文明等级论的批判来自西方和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这意味着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进化也有依托于自己的批判传统的成分。如果我们只看到西方的文明等级论里的阴谋，而无视西方自身的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不断裂变、发展的过程，就会把我们自身的问题隐藏起来。文明是在对抗中互补互动的存在。列强带来了灾难，但也输入了他们文化中值得借鉴的遗存。一百年来中国人苦苦向西方学习，不是希望成为霸权的国度，而是建立合理的世界秩序。而文化，则在“多”通于“一”中显示自己的特色。
    中国知识界百年的域外文化接受史有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承认也走过一段弯路。但中国知识界对于域外文化接受中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一种批判思维。这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其他流派的传统都使几代人为文化的认识，提供了难得的参照。胡适的知识结构与李大钊不同，但对于传统的态度，有惊人的一致。李大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甚深，而胡适的精神来源有杜威的元素，两人都巧妙运用域外资源，对于新文化进行了有趣的勾勒。文明等级论在他们那里转变为文明的进化论，每个民族都可以通过学习与对比，后来居上，成为人类和谐大家族的一员。
    这让我想起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对于文明国度的文化心理批判性的表述。他认为“道德上的自我主义者是这样的人，他把一切目的都局限在自身”。“能够与自我主义相抗衡的惟有多元主义，亦即这样的思维方式；不是把自己当做整个世界囊括在自己的自我之中的人，而是当做一个纯然的世界公民来看待和对待”。揭示文明等级论与世界秩序建立的逻辑显得异常重要。它至少告诉我们，人类的选择有无数种可能，而非在一条路上。
    我个人以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差异性理论，其中有多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应当承认文化的发展的强弱不同，弱势存在体有其产生的根源，但不能满足于状况，学习他者极为重要。二是在对话中形成自我批判的传统，必须意识到文明不是固定的存在，有盛衰之别，和变化的可能。三是在开放的视野里重塑我们古老文明中有价值的遗产，一方面不断反省我们自身的局限，一方面吸收域外的文明有价值的东西，“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中国学界缺少对这几种现象的深入研究，对于域外文明的过程的阐释还远远不够。在重审文明等级论的同时，既要考虑世界秩序的主奴背景，也要警惕民族主义和大中华主义演变为“政治无意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才是它的价值所在。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