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论·论文》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国事角度肯定“文章”的功能。除礼乐教化与战事武功外，文章著述也是影响国家治乱兴衰的因素，文人通过著述即可达到生命的不朽。虽然承继《诗赋略》中强调“诗赋”与“载道”的关系，不过曹丕“载道”的内容更倾向于“个人之道”的表述，其“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的主张，重拾经学眼光鄙薄的艺术特征，直面文学所体现的个人精神，使文章功能与目的不限于经训讽谕，凸显文人剖白心志、表达思想主张、展现才性情感的需要，将文章价值与生命意义紧密相连。曹丕利用文人对于世乱时艰的共感及事功的向往，化用先秦“立言不朽”为“著述不朽”，既转变文人的价值取向，又使文章符合经学价值的要求。
    曹丕《典论·论文》中强调的著述观念，及其对作家作品风格的分析与体裁区分，显示他对“文学”有主观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经训讽谕的语境，而是强调不同文体应具备不同的文学特征，此有赖于文学内容、体裁的广泛性方能展开。曹丕收建安七子之文成集既是著述不朽观念的实践，也成为魏晋时期文集编纂与文学批评的先声，但促使其明确提出编纂文集的直接原因，则是汉末以来连年的瘟疫，其中以建安文人“一时俱亡”的瘟疫最为严重。
    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云：“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这场瘟疫丧亡者甚众，曹植《说疫气》言：“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曹植的叙述虽带有文学夸饰的色彩，但也反映出当时瘟疫的严重程度，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因此亡故。
    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于建安十三年被弃市、阮瑀建安十七年病卒外，其余五子王粲、徐干、陈琳、刘桢、应玚皆因瘟疫亡故，邺下文学集团的一时盛况随之凋伤。感于生命易逝，曹丕认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不朽的价值，无非著述而已，故编纂文集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这场瘟疫对当时文学发展的影响有三：其一，标志邺下文人集团的消亡。曹氏“尚文辞”的政治文化倾向，有意识地召集文人并提供稳定的“骋才”场域。不同于汉代作为文娱消费的文士，汇聚在曹氏身边的“文学侍从”，大多亲身参与政治和征戍活动。《三国志》卷二十一载：“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王粲、刘桢、徐干亦留存行军、咏史之作。他们虽不擅于攻伐治守，但书檄往来、礼乐建设、声威宣扬及树立正统形象却多赖于文人之笔，文人亦透过文事，展现其功业理想与忧时之思。
    当文学之士普遍获得拔擢而逐渐在政治中取得一席之地时，经学在政治、社会文化的独尊地位开始松动，文学进入文化结构，不再是“雕虫小技”，而是可以展现才学、表达思想的流行文化；文士不再是“俳优之流”，而是具有一定政治势力与社会地位的群体。虽然邺下集团的形成到七子俱逝不过六年（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二年），但邺下文学集团的形成，代表文人可借由文学获得与儒士相比肩的政治地位，是使天下文人望风附归的引领性存在；邺下文人集团的消亡，则表示因文而显的象征性典范的殒落。其起讫是文学历史的转折点，标志文人及文学地位的上升，推动文学独立的进程，更开启魏晋六朝“集游为文”的群体性文学活动形态。
    其二，显示文学批评始于书信。文人因伤悼逝者，在往来书信间常评骘其人其作，反映当时“衡文论艺”的文学风尚，此为文学批评的发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五《诗文评类序》曰：“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 四库馆臣认为文学评论观点始于建安，并以曹丕《典论》为该类书籍之首。在《与吴质书》中，曹丕评议建安六子的文风特色，他先述对作家的自觉认识，继而论其所善文体，突出文质相称的要求，与《典论·论文》中强调文学创作与作家才性之关系的叙述相同，即在通过对他人文学作品及写作风格的评议间，建构并完善自己的文学主张。
    曹植《与杨祖德书》中对建安六子的评议，恰与曹丕相反，认为“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而极力称赞丁廙文章，并叙述二人相互切磋指正的正向情况，继而点出当时“文人相轻”的陋习。
    从书信中的文学批评可见，时人开始出现品论文体的风气，自觉地从文学本身的特征来理解文学作品。这并不代表经学的退化，诸如建安七子与三曹皆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但在作品中表现的文学思想，或是关于“文章”写作的讨论，并未像汉儒大量使用经训讽谕，积极地将“文”纳入经学体系。相反，由于经学思想已内化至其文学作品之中，而自觉地向其归属，无须执着于引经据典，而是聚焦于写作风格、技巧及展现作家独特品行等“作文”的问题上。因此，书信中的文学批评并非为了讨伐作品或文人而出现，而是为了推崇文学从而形塑一可供模仿、比附的最高原则与理想。
    其三，推动文集编纂的流行。面对亲友短时间内先后亡故的震撼，生年苦短的焦虑促使文人再度反思立功的可行性与立言的迫切性。若文章可以济世、传世，何苦将时间消磨于犹未可知的建功立业之上？而已丧亡的故人，又该如何使其不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曹丕认为，使已故文人“可复道”的方法即是“都为一集”。“都”为总括之意，意指收集七子之文并为其编集，此“集”显然代表“文集”之意。汉代时已有“文集”的编纂，如《诗赋略》中个人作品的结集定本，或是史书中文人列传的作品纪录。特别是章帝下令集览刘苍作品、丁氏集班昭作品为《大家赞》等集览文稿的行为，反映了当时文学已逐渐走向文本化的趋势，皆已不同程度地表现“集”的性质，但大多是基于文献整理、以防作品零散的目的。
    曹丕编纂七子文集则是基于“著述传世”企图，在《与吴质书》中曹丕言及徐干，以其著《中论》成一家之言而“使此子为不朽”，余者虽善文辞，却无著作传世，故曹丕辑存七子文学作品，使其成为“可道者”，通过文集延续其人的在世价值，弥补人生的短暂，这是《典论·论文》中强调“翰墨”与“篇籍”皆可实现著述不朽观念的落实。文集不仅是对文人生命价值的肯定，也是肯定文人可以透过文学表现生命价值的证据。借由文集实现个体生命的永恒性，而摆脱时间、空间的局限。
    曹魏“文集”和汉代“文集”最大的不同在于编集者的主观意识，涉及对文学价值的肯定、文学体裁与风格的认识，以及作者个体价值的强调。西汉已有“集览”的行为及编订目录的惯例，主要是校理国家藏书或汇集他人遗作，文人文章辑录为一编虽于史有征，其形制仍以篇计，不以集名书，仅文体稍增。而曹丕《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的写作目的在于凸显文人与作品互为表里的关系，作品体现才性，观其文，见其人，使文集“可复道”文人。其纂建安七子文集，既是文人著述观念成熟的实践，也是透过官方力量推动新的文化流行。此种文化流行并非指汇集个人文章为一编的行为，而是以“集”作为汇聚个人文章为一编的新指称，引导“以集名书”的编纂趋势。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