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作为社会变化诸多要素中最为敏感的风向标，不仅接受文化转型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还以具体活动和实践参与到文化转型的洪流当中，从而在文化转型、社会流动与文学变迁中形成一种合力共振、互涵同构的关系。
    关于唐宋文化转型与文学之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唐宋文学研究的重要言说语境，并主要表现为三种面向：在宏观层面，借鉴史学成果阐释文学转型，为审美现象找到时代根源，并构建完整的阐释体系；在微观层面，对文化转型背景下文学发展变革的细节予以研究；在中观层面，对文学转向与时代关系予以宏观阐释的基础上，辅以专题研究。上述层面多结合文化转型对文学发展之影响进行系统阐释，对诗、文革新转型本身的过程也做了重点突出的描述，然而多表现出以时间为纬的历时性研究，而对其空间呈现与地域特点尚乏关注，至于探究唐宋文化转型与地域文化、文学之关系，则更显薄弱。
    关中为隋唐京畿之地，文风粲然，李东阳曾称“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由于政治文化地位之特殊，关中无疑是唐宋文化、文学转型之力量的凝聚地与转向的始发地。唐宋文化转型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几乎同步，“长安—开封”既为文化重心东移之轨迹，亦为文化转型的地域呈现。关中作为文化转型的起点与中心，对其地文学活动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学界从源头、从底层梳理唐宋文化转型的脉理，也为关中文学之价值言说提供语境支撑。此外，关中作家常以感性之笔将文化生态予以诗性保存，研究文化转型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不仅对唐宋地域文学研究具有场景还原的意义，而且对研究唐代文化与文学之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亦具促进作用。将研究视角从“自上而下”切换到“自下而上”，既是研究思路的调整，也是策略与方法的更新。因而，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的多边互镜中重现唐代关中文化文学的历史语境，揭示其文化活动的基层状况及对文化转型的重要价值，用事实和细节勾画唐代关中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就颇显重要了。
    就文化转型与关中文学发展之互涵共融的具体进程而言，文化转型主要是凭借科举取士这一文化杠杆带动文学发展的。在科举制度逐渐普及的大背景下，隋唐社会流动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其中，横向流动主要以地域文化整合为内容，借助关中政治文化中心对全国其他文化区域的辐射和向心力来展开，而纵向流动则主要体现为社会阶层尤其是士庶阶层之间的上下对流。
    在这两股潜在力量的支配与引导下，关中在隋唐时期一改北朝魏周以来右武卑文风气所导致的文学荒漠景象。随着士族力量中央化趋向逐渐加强、魏齐经学文人群体西向入关和南朝梁陈文人群体的由南入北，关中文学群体结构出现剧烈变化，九品中正制的废除使得文士之文学心理渐次庶化和文学版图的重构，都昭示着关中文学繁荣之枢机即将重启，新鲜血液的不断输入推动着关中文学领跑全国。比如，伴随士庶身份淡化，中晚唐时期关中文学对雅俗关系的重新思考和作家主体意识的高涨，莫不是在文化转型的影响下完成的。
    另外，伴随地域文化整合的有序进行，在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关中文学思想亦由“尚质非文”逐渐走向“文质并重”，在中晚唐则使关中文风一改北朝以降的质直朴素文风而转入雄深雅健一途。在阶层对流的背景下，关中文学趋于对文学审美特征和艺术技巧的关注，使文学交流由致用走向审美层面。但关中文学发展并不以地域特点流失为代价，对“秦声”的强调、对古淡雅健文风的持守构成了唐代文化文学“和而不同”格局的基础，并使关中文化文学同时具备开放性与封闭性。
    事实上，关中文学发展和文化变迁并不是一味被动地接受文化转型的影响，它也以自己的成就和实绩积极主动地融入唐宋文化转型的进程之中。关中作为汉魏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在文化精神上历来具有以复古求通变的特点。杨炯《王勃集序》以复古求革新的文学通变观为关中文学发展廓清道路，苏颋运散入骈以求汉魏古风的文法对古文运动具有先导作用，就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具体显现。但在实践层面，关中文学群体在文质、通变、复古与疑古的关系处理上却未有太多超越时代之处，这与其“合古今，散同异”（柳宗元语）的文化精神有关，也与士人对“时”、“才”、“道”、“命”的生命思考有关。
    同时，关中士人诗美观崇尚宁静安详的平淡风格，中唐关中诗人对自我意识的探讨和对个体性的追求使其诗歌意象、技巧和生活空间充满主观色彩，体现出强烈的近世性特点。中唐关中文学创作的世俗化、主观化倾向，使其成为推动文化转型的有力抓手，也使中唐文学在诗学理论、文章学形态和学术阐发上都自成系统。关中“春秋学派”对中唐儒学复兴有导夫先路之功，以啖助为代表的“春秋学派”，主张解经“破疏破注”、“弃传求经”，即是关中文化精神在经学层面的体现，而其重讥贬之义、崇君责侯之精神使学术政治化，对永贞革新具有思想影响。其“去文存质”、“疑古辨伪”之主张体现出务实的文学观念和变通的复古实践，对韩、柳古文运动导夫先路；其将章句疏证转向心性体认，对张载关学蔚兴有导引作用，亦为汉学与宋学的津梁。白居易、韦庄等人的俗体文学创作又对中晚唐文坛雅俗风格递嬗有推助作用。
    因此，就总体趋势看，在初盛唐诗学批评与中晚唐制诰文的走向（文体），学士与诗人群体文化活动的意义（文人），新春秋学派的思想解放与白居易、韦庄文学庶化趋势（文化）等方面，关中文学群体之文学文化活动对唐代文学之文质、通变、雅俗和复古与疑古等文学观念的演进均有重要影响，正所谓“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刘勰语）。关中文学对文化转型的参与，最终构建起互涵同构的理论框架。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转型与唐代关中文学互涵关系研究”（16XZW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