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铁樵于1912—1917年主编《小说月报》，多刊载文言小说，并以古文评点小说，强调小说的启蒙教育功能，主要针对学生读者群，作为学生学习国文的辅导。1918—1920年王蕴章继任《小说月报》主编，刊载张毅汉的多篇译作和理论文章，张毅汉以名家译作为范文加以点评，为短篇小说创作提供指导和范文，促进短篇小说的文体独立与发展。
    点评小说译作词句章法
    恽铁樵在《小说月报》1915年第12号《本报七卷预告》中指出：“短篇小说，择优评注。凡文法转折呼应之处，一一揭出。间有冷僻典故，亦随手注释，以便读者。且短篇小说及各种文字，每篇另页刊印，可分可合，分类拆订，随心所欲。”1916年后恽铁樵对古文作评鉴，作为学生学习古文的范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鲁迅《怀旧》的点评。
    恽铁樵主编期间，多以“焦木评”、“铁樵”、“冷风评”等形式对文言小说的遣词造字、结构章法、文章修辞等进行点评。不仅指点作法，对不当作法也点明，以此指导学生国文作法。以《何心安》（1916年第1号）为例，结构章法的有“八字考语，一篇纲领”、“说明缘故，使下文不突兀”、“一句推开，一句拍合，此之谓抑扬，欲扬必先抑，不然意中宾主便不明了，无平不陂，文章与事实一理也”。文章修辞的如“省笔，所谓剪裁”、“婉曲简洁，达人所难达，俗笔于此，费尽气力，只搔不着痒处”。其后在作者点评处加以评语，阐述此作的现实意义和旨归。
    恽铁樵对小说译作也作点评，侧重译作的创新之处。如对莫泊桑著，王述勤、廖旭人译的《悲欢人影》（1914年第1号）的评价：“想入非非一至于此，赝饰是伏笔。悼亡一段好整以暇，使下文跳跃而出。卖珠一段形容羞恶之心，淋漓尽致。是篇中抖擞精神处入，后写夜气梏亡，骂尽一切太刻毒矣。一结尤冷隽不可思议，直是一篇心理学讲义小说之乎。”强调莫泊桑小说的写作，并突出其作为心理学小说的系列特点。
    强调小说社会教育功能
    恽铁樵以古文点评小说，原因有三。其一，恽铁樵坚持“小说载道”的观点，强调文言小说反映社会、启蒙教育的作用，希望以“作者曰”或“铁樵评”等形式点明小说主旨。“所贵乎小说者，为其设事惩劝，可以为教育法律宗教之补助也。惟如是必近情著理，所言皆眼前事物。善善恶恶，皆针对社会发挥。”（1917年第2号）
    恽铁樵的小说观还直接反映在刊物的栏目设置上。1916年第1号将“短篇”和“长篇”统为“琐言”一栏，1917年第1号又改为“寓言”栏，1917年第7号变为“新著”与“丛译”两栏。琐言和寓言都属于古代小说的概念范畴，“琐言”含义上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记琐事之一则，无论其事属里巷与闺阁、廊庙或宫闱，要之，非正面发挥政治学术之大者，皆小说也”（1917年第1号）。“寓言”则“明此为设事惩劝，非可据为典实者也”（1917年第1号）。寓言的目的在于惩劝。琐言和寓言承载的是“小说补史”、“小说载道”的功能。
    其二，恽铁樵的古文根底较深，作为阳湖派古文家恽子居的后人，他的古文讲究章法，语言简洁，喜欢以古文来评论小说，将古文的创作手法与小说创作结合。他认为，“无古书之基础，则文法不具；文法不具，不知所谓提挈顿挫，烹炼垫泄，不明语气之抑扬抗墜，轻重疾徐，则其能感人者几何矣！”（1915年第6号）
    其三，作为《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的办报宗旨是“供公暇遣兴之需”、“资课余补助之用”，目标读者群更多的指向青年学生群体。恽铁樵重视文言小说，其实是为了青年学子的国文学习，更进一步将古文小说作为学生国文辅助教科书。“今之小说，责以通俗教育，诚谦让未遑；若谓初学借小说以通文理，则为世所公认。故小说可谓作文辅助教科书。”（1915年第7号）
    指导短篇小说创作方法
    1918—1920年，王蕴章继任《小说月报》主编，试图改革刊物，大量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得以译介，其中刊载张毅汉的多篇小说译作和理论文章。张毅汉提倡短篇小说范作，为短篇小说创作提供可借鉴的模板。他以名家小说作为小说范作，阐述对“意义”、“主意”、“人物”、“设境”、“文势大旨”和“采集资材”的理解，为短篇小说的创作提供指导方法和范文。
    张毅汉在1919年第1号论述小说的结构。他认为，“吾之所谓结构，但取寻常日日所闻见，参以高人之理想，发为动人之妙解，完成一事之因果，不如寻常肤浅之见解，足矣。”其后以莫泊桑《断弦》为例，说明结构并非追求曲折离奇，重点“在情理之中，而能曲绘入细耳”。
    在1919年第2号中，张毅汉重点论述短篇小说中的“主意”和“人物”。他提出 “今之所谓主意者，盖作者于人情事理体验有得，乃举其一端为主意。以隽颖有味之事实曲曲达之，此其功不止生读者兴味，亦足以助知识见闻，于书卷中得睹人情世故而增其阅历也。” 并以莫泊桑的《怯》为范作，加以点评，认为作者对主人公“怯”的心理描写淋漓尽致。接着他指出“所以发明此主意者，则全在书中人物”，用以说明人物在小说写作中的重要性，并认为“写人之要，首为状，次为态，次为言语动作，有关于其人之性情品格者，毋须冗赘”。
    在1919年第5号中，张毅汉又着重阐述了小说创作中设境的作法。在他看来，“设境者不徒为点染文章，使之生色，亦以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如亲见其人，增书中人物之生气，使读者易于辨识。”他以《魔潭》为例，认为“其人物其情事处处与设境相因相附相成相生，有万不能相离之势”。
    “文势大旨”（1919年第10号）一节则主要论述小说起承转合之法，即起、变、结，其中“变”最为重要，并以《废邸埋奸》作为范作加以分析。采集资料篇（第10卷12号）则主要探讨小说创作中材料的处理方法。“至其撰为小说之道，不外使事物彼此连结，因缘互生，调其轻重，施以文采，主意居乎中，情文章于外，某评文家谓此为小说观察力之涵养云。” 张毅汉以美国安奈斯梅的《愚夫愚妇》为范作，认为此篇成功地模仿了莫泊桑《项链》，对短篇小说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胡适对短篇小说的定义被创作界广泛接受。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借用汉密尔顿《小说的材料与方法》中的定义，将短篇小说定义为“用最经济的文学描写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之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但胡适的定义与汉密尔顿的观点又有不同，汉密尔顿强调的是“达到最大程度的单一叙事效果”，胡适注重的却是“事实中最精采之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也就是横截面的类比叙述（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张毅汉在胡适的基础上，发表译作《短篇小说是什么——两个原素》（1920年第9号），探讨短篇小说的本质特征。这两个元素分别是以美国作家爱伦坡为代表提倡的“单纯的效力”和以法国作家莫泊桑为代表提出的“戏剧化的效力”。“单纯的效力”较易理解，指作者“应该十分审慎的预先料定这篇小说发生某种效力，引起读者的某种情绪，然后将事情撰作出来，将那些能够帮助他发生这种效力的事情结合起来”。“戏剧化的效力”则近似于小说的结构，可以理解为“许多事节的结合”，而每个事节与篇中的人物成相互的关系，就是“人因事而有，事因人而生”。这样看来，张毅汉对短篇小说的探讨和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更加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理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阅读史视野下的近代出版机构与小说研究”（15YJC751020）、第56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4M56069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