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艺理论只能从我国当今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反映我们的时代精神，在既能体现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又能显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学艺术观念方面去努力，才会有长足进步，否则都会舍本逐末
    理论从实践中来，但它不是经验现象的简单的综合，而是对实践中所发生的问题的一种思考和回答，从经验事实到理论，还需要以问题为中介环节，所以波普尔认为理论“是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入的问题”。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它就是通过对社会文化领域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来推动社会历史和理论自身的发展的。所以，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度，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判断一篇理论文章、一部理论著作的价值，首先就是看它所提问题的意义的大小以及需要解决的紧迫程度。
    当前，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存在着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缺乏问题意识，不是一知半解地移植西方文论，就是小题大做，找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回炉贩卖，总之，不触及当今实践中所存在的那些重大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前些年媒体上提出的“为什么当今没能出现与我们时代相匹配的文学”，这就是一个现实所提出的大问题，但至今似乎还没有看到理论界对之作出深入、令人信服且富有启发性的回答。
    理论要解决的是一个“是什么”和“何以是”的问题，亦即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把握；为的是让人明事理，增加实践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而我国历史上缺少理论的传统，比较强调实际应用，重技术而轻科学，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少有系统的理论著作。所以，按理论思维的方式来研究文学艺术现象，还是“五四”前后开始从西方引入的。虽然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似乎到现在它的性质和功能还没有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往往是按实用的观点来要求理论，以为只要背熟了一些概念、定义，就可以直接套用到现象上来，把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现象一网打尽；否则就认为是无效的。这就把理论视为说明性的、以说明现状为满足，而不理解它是反思性的，它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实践的智慧，是为我们看待事物确立一种立场、观点和视域，为评判现状提供一个思想原则和依据，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且还应该通晓个别事物”。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一定的方法，结合实际做具体分析才能使理论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生效。它的有效性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从当下事实中求得简单的证明。因为现实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从过去走来又走向将来，现在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中途点。所以对理论的有效性，我们不能以静止的观点，以是否符合当下事实来衡量，而是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由实践来证明它的真理性，这表明它与方法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恩格斯谈到马克思主义时特别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观念是事物本质的意识形式，是真理的载体，相对于经验现象的“多”来说，是属于“一”的东西，以致人们误以为理论都是抽象的。而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它们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所以认为凡是理论都是抽象的、“大而空”的，显然是由于没有把理论所揭示的事物本质放到关系中来理解之故。
    根据以上我们对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我觉得，要使我国当今文艺理论有所发展、创新，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首先就要关注现实，从社会现实、文艺创作实际中去发现和提炼问题。这不等于拒绝研究西方或古代的理论，只是认为对这些理论的研究同样需要有现实针对性，需要对我们解决现实问题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而并非食古不化、唯洋是从。我们的文艺理论只能从我国当今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反映我们的时代精神，在既能体现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又能显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学艺术观念方面去努力，才会有长足进步，否则都会舍本逐末。
    其次要有人文情怀。问题是现实中存在的，而发现问题需要有我们自己的见识和眼力。见识和眼力与我们自己思想上的追求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发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从事理论研究的人自身缺少应有的人文情怀。哲学家鲍尔森认为，“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与其说是反映这时代所拥有的东西，毋宁说是表现这时代所缺失的东西”，文学艺术实际上也是这样，它所反映的主要不是“是什么”，而是“应如此”，亦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应该有的生活”。文艺理论是一门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是以人、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研究对象的，它的对象是人，目的也是为了人，是研究人性、人的教化、人格的完善的学问。那么，什么才是人所应追求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当今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又是如何？文学艺术对于人的生存有什么意义和担当？这些都是理论工作不能不思考的现实问题。唯此才能对当前文学艺术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作出准确的把握和判断，引导文学艺术创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和道路发展。
    再次要有理论思维的能力，问题来自现实、隐含在大量经验事实中，但事实本身不会直接提出问题，所以从事实到问题，还需要我们在认识活动中有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这就需要有分析、判断、抽象、推理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长期思维训练才能培养，在这一过程中，哲学修养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唯物辩证法，我认为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思想工具和武器。有人把它比作一种“智力体操”，正如我们的身体只有经过操练才能行动自如那样，我们的思想也只有有了辩证思维的武器才能目光敏锐、机智灵活，才能把问题不断地引向深入，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才不至于走向极端、陷入僵局，而有望做出科学的解决。现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多为浮泛之论，不解决实际问题，也与缺乏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不能有效地回答问题有关。所以我认为要提升我国文艺理论目前的研究水平，很需要从以上三方面来加以努力。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系根据采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