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开幕在即，在同期举行的“上海国际文学周”里，上海作家唐颖将与另两位作家一起，进行一场都市文学三人谈。
    乡村题材作品向来是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很多重要文学奖的关注焦点，而长期以来，都市文学始终不能走入文学舞台的中央。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都市读者群一再扩大，都市文学的春天已有欣然而至的气象。本届书展即将推出的新书中，都市文学所占比例不小，亦可见一斑。
    而唐颖，更始终坚守于都市文学的阵地，近日，围绕失意与失速的时代细节，她用复杂的景象构成了她的新著——“双城系列”万花筒。
    “双城系列”由《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三部小说组成，唐颖通过笔下那些纠缠于情感关系的人物，记录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脉动。
    在唐颖看来，她的写作是为了呈现一个更真实的上海，愿你了解“她的风风雨雨、她的一切过往”。
    沉浮是最有生命力的华彩段
    读书周刊：很多人在您的三部曲中，发现了时下最流行的戏剧结构。比如，《另一座城》中，全职太太突然被丈夫抛弃，很像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开篇；《阿飞街女生》中，展现了5个女孩子曲折的友谊，又像电视剧《欢乐颂》。纵观您的小说，最大的共同点是，女性是您最核心的书写对象、女性的成长是您小说中的重要话题。
    唐颖：从原生态层面，男女两性由于生理差异对于感情的感受力和需求也许不同，甚至这也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在这三本书里，都以女性视角来讲述故事，以女性视角来展示她们眼中的人世间，并刻画了女性的内心世界。
    此外，我刻画的女性大多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中。所谓繁华大都市，都是高度物质化的，也一定是高消费的，对于女人，大都市也充满陷阱。因为有那么多的物质诱惑，这些诱惑会动摇你的价值观，影响你的世界观。在某种程度上，女人都喜欢美好的物质，但是喜欢到什么程度，就是价值观在起作用，你会用你的青春和爱情去交换这些物质吗？所以，没有其他人比今日城市女性更有危机感，她们在暗礁遍布的洪流中。沉浮的过程是最有生命力的华彩段，城市女性的精神，便是在这一次次的自我挣扎中渐渐成熟。
    读书周刊：在您笔下的都市女性一般是强势、独立的，这是否可以认为是您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强调？
    唐颖：我不会特地去强调女性的自我意识之类的，我笔下的女性是在大城市的背景下成长，而且是在上海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因此她们的女性自我意识比中国其他地区的女性可能更强一些，这是城市文明给予她们的先天的优势。
    一般来说，大都市的女人们不依附男性，先从经济上然后从精神和心理上获得独立。比如《阿飞街女生》里的米真真，《初夜》里的叶心蝶，她们的丈夫是非常有个性和反叛性的艺术家，能和这些自我性格顽强的男性相抗衡的女性，首先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情感世界。她们除了经济独立、人格独立，还通过自我的内在挣扎完成精神成长，并通过这种成长获得女性的内在力量。
    但即便如此，面对情感关系，女性仍然更容易受伤，这和她们对情感的态度有关，女性是多情的，她们的幸福感是通过感情获得的，情感关系是女性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读书周刊：可如果止步于此，您会更像一个通俗小说家，娴熟地勾勒女性千姿百态的心灵景观，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您笔下的女性还会经常出现一种“不安”，这种不安来自哪里？
    唐颖：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村曾说我的小说并“不励志”，而是有种顺着生活走下去的感觉。心病是普遍的，我小说中的很多主人公都觉得理想的人生是在遥远的他乡，就像理想的爱人永远在远方。她们一直都在走钢索，但是一直没有堕落下去，但也基本不会逆袭，却惯于在很混沌的生活状态下找到应对的方式。
    励志小说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跨越了困难，然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童话。真实的人生永远不可能像童话里说的那样，我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一份现实的不安，也是一份对生活的通透。
    文学是对逝去生活的一种追忆
    读书周刊：除了女性，您的书另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故事基本都发生在上海。您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样安排是否源于“故乡”情结？
    唐颖：我从1986年开始写小说到现在30多年来，大部分小说的背景都是上海，甚至是我从小生活的街区。但是很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城市是没有感觉的，年轻的人只渴望离开故乡去远方。
    土耳其的诺奖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写过一本非虚构长篇《伊斯坦布尔》，他说，写作这本书，是通过西方旅行者的视角去发现自己家乡之美。事实上，不仅是通过旅行者的视角，当你离开故乡去了远方，你会有乡愁，你会怀念从小生活的地方。因为远离而让你发现家乡之美。
    问题是，你所怀念的是你记忆中的城市和街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造和重新建设，我眼看着自己生活的城市在面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心感受到了创伤和刺激。我们渐渐地觉得故乡开始陌生化，而我们成了自己城市的异乡人。因此，所谓的故乡模式和你的记忆有关，和这个城市的历史面貌有关。
    文学是对逝去生活的一种追忆，我也是通过我的文学来写上海，写过去的上海、我成长中的上海，因为城市应该是有历史的，我们不能轻易把有历史年代的建筑抹拆掉，重新建立新城。上海有一些好处到国外才有感受。记得我在芝加哥的时候，站在密西根大道上，一面是经典高楼，另一面是河，让我有一种错觉很像站在外滩。我才发现，我有多么想念上海。
    读书周刊：但在“双城系列”三部曲的跋中，您提到，离开旧居多年，并没有再想回去，甚至“下意识地远离它”，既然如此想念故乡，为何又要远离？
    唐颖：作家追求的是文学中的真实。虽然作品中有一些真实的城市街区地名，但这并不代表文学中的真实。文学的真实是文学的使命，你通过作品中人物命运揭示被生活掩盖的本质，通过人物关系展示隐秘的人性。而人是有生活环境的，一个城市人必然生活在城市的某个街区，他（她）的性格也一定会受所生活环境的影响。
    一位优秀的作家，必须赋予笔下的日常生活一种文学的生命力，也就必须超越这个城市、这个时代，书中的人物和场景既有个别性即特殊性，也有能引起其他地方和其他时代人的共鸣的共同性。由于虚构作品需要想象空间，也因为文学本身的审美需求，因此，真实生活里的人和物以及环境都需要经过沉淀和发酵，需要在想象世界飞翔，而我，只有与现实保持某种疏离，才能有客观的视角。
    读书周刊：您的作品被认为是了解当代上海的“必备指南”。文化学者余秋雨也曾说，从文学的角度来透析上海的生态和心态的演变，越过唐颖有点难。您希望读者从您的作品中，读懂怎样的上海？
    唐颖：我是个纯文学作者，我更关注人的命运，而我只能书写我熟悉的人和事，以及他们生活的空间。我在上海出生长大，我的父母也在上海出生长大，我的亲戚和大部分朋友都在上海，因此我遇到了许多上海发生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也多为上海人。
    我只忠诚于我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我相信我揭示的本质越真实，读者越能了解。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尽可能真实地描述我眼中的上海，她经历的风风雨雨，她有过沉重的过往。
    在城市的物质性方面，上海和纽约有那么一点相像，事实上纽约曼哈顿是由很多条淮海路和南京路组成的，发生在纽约的小说可以有那么多，那么，上海也应该一样。
    一流文学是有生命力的
    读书周刊：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在中国文学界，乡村文学是主流，城市文学显得有些边缘化，为什么会这样？
    唐颖：这里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因此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也远远多于写城市的作家。农村的封闭和原生态往往是作家创作的源泉，同样，对农村落后贫困的书写和同情，比较没有压力。有时，农民人口虽多却因为经济原因，成为弱势群体，作家从道义上也应该为农民发声。所以，当中国乡村人们还食不果腹时，你怎么能去书写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这便是中国文坛一度出现的城市文学边缘化的问题，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是不全面的，因为要滤清这个现象，是需要搞城市史和文学史的学者来阐述的。
    读书周刊：当下城市文学的数量并不少，在市场上也有一定的热度，但绝不意味着它在创作质量、审美品格和思想成就上也成为令人瞩目的一个文学种类，甚至相反，它们之中并没有太多作品能够跻身于一流文学之列。这是因为我们当代城市文学的发展陷入了瓶颈吗？
    唐颖：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否一流，最终是让时间来告知的，一流文学首先是有生命力的文学，是由后人来评判的。
    我认为当代城市文学并不是陷入瓶颈，而是刚刚开始有发展的希望，年轻一代作家观念更开放一些，但如今消费时代的浮夸和物质主义价值观也会有负面影响，不过这也是正常的。人在生命旅途中不可避免会被各种负面东西影响，这是成长过程，心灵自由是最重要的，文学是滋养心灵的，作家先要超越所有的束缚，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物质利益。这有点像在说大道理，我希望我的作品没有任何大道理，是靠形象感染读者。
    读书周刊：如今，我们的城市文学还应该怎样成长？
    唐颖：每代人都有自己体验到的东西。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就像是生活在搅拌机里，非常复杂、矛盾，也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的矛盾体是最适合文学的，这些体验就应该反映到文学中去。相比于历史过程，还有更重要的现实和目标需要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