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史学”是一直以来存在于历史纪录片或者说历史文献纪录片创作、研究当中重要的理论命题，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一套影视史学的概念，即“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可以说，影像话语的构建是历史纪录片的核心要义，影片的画面、叙事、剪辑都要以“话语”为核心形成表意体系，在保证影片纪实本性的基础上，整体上表达创作者的审美观点和历史认知。
    在西安事变80周年之际，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五集历史纪录片《西安事变》隆重播出，该纪录片立足史料、还原真实、重现历史，深刻呈现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过程，表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不计个人生死“逼蒋抗日”和中共着眼大局、不计党争、“联蒋抗日”的爱国精神。该片在史料详实的基础上突出影像真实，对于历史细节进行了精确的表述和演绎，叙事到位、风格沉稳、主题鲜明，生动地再现了大历史格局当中多方政治势力的角逐，再现了爱国前辈在历史关键时刻有勇有谋、有责任有担当的气魄。同时，该片围绕西安事变的史实，构建了一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话语体系，通过历史画面、人物采访、演绎再现等方式生动地传达了爱国主义的历史观点，是一部有温度的历史纪录片。
    首先，该片以纪实性为基本风格，首次揭秘了大量历史画面和细节，面对纷繁复杂的史实在选择和使用历史画面时，兼顾到了多方的视角，尽管无法完整地展现历史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整体上还原了史实，让观众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西安事变。“影视史学”理论中强调，选择叙述主体意味着话语构建的对象和视角。该片首先运用大量的历史画面描述了在“九一八”之后、西安事变之前的中国政治、军事和灾难状况，并深入解读了张学良与中共、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的依存关系，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打开了一种历史视野。该片对于事件亲历者、亲历者后人、研究学者进行了大量采访，特别是张学良本人口述历史的镜头，从多个视角还原历史样貌，做到了现实真实和历史真实的统一。
    其次，该片注重对历史细节的呈现，对西安事变的部署、执行和博弈进行了生动的再现，特别是“兵谏”一集，对行动过程的具体细节进行了大量披露和揭秘，使得纪录片的叙事增添了剧情片张力，紧张刺激、扣人心弦。在大历史的叙述中融会人物故事和细节，能够拉近历史和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同时在感性的故事里承载理性的诉求，以情动人以理达人，都是纪录片宏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方式。在目前的影视文艺作品中，关于西安事变的剧情片不少，但是剧情片是编剧加工出来的历史，而真实的历史尽管可能没有剧情片那样悬念迭生，但是纪录片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却是无比真实和令人信服，纪录片的独特艺术魅力决定了它在讲述故事时给人的观感是直达内心的，产生的艺术效果也非剧情片可比。事实上，对故事性的诉求也是当前国产纪录片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媒介发展过程中为达到传播效力而采取的一种顺应观众审美趋势的艺术策略。
    第三，该片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当中的作用和意义，对于我们当下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认知是一种深刻的启示。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处境艰难，但是蒋介石却依旧步步紧逼，日军的铁骑也加快了蚕食的脚步。在这样屋漏偏遭连阴雨的局势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并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进行“反蒋抗日”，但是在张学良的劝说下，中共放下党派恩怨，主张“联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立即派兵对关中地区形成合围之势，在此危急时刻，作为第三方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积极调停、斡旋、谈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说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最终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扭转了历史。
    最后，该片叙事张弛有度，起承转合颇为讲究，画面风格大气沉稳，将历史的样貌在大量的史实和讲述中勾勒出来，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接受心理，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话语表达。该片中展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高校学子游行的事件，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中国军人，张学良一方面担忧学生的安危，一方面也为蒋介石的固执昏聩而愤慨，在屡次劝谏未果而民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张学良不顾个人生死冒险兵谏，这一行为在当时的意义震惊中外，而这一行为所产生的对于民族觉醒的意义是难以想象的。该片当中多位口述者和经历过那个时期的健在者，提起当日在广播中得知蒋介石被扣押，热泪盈眶，内心涌出了一股热气腾腾的民族情感，这种深藏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无比珍贵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的一次转折性的事件，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在中国军队自相残杀时趁机扩大侵略势力的无耻野心，更在于整个事件再一次印证和高扬了中华民族血液里流淌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任何时期都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核心价值和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