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空间维度”概念，可以理解为文学生成中与地域文化相关联的宏观空间维度，和文学研究中的微观空间维度。“宏观空间维度”论指导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大思路方面关注地域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生成的多维影响。“微观空间维度”论指导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方面注重“四维时空考辨”。
    关 键 词：宏观空间维度/微观空间维度/四维时空考辨
    作者简介：郑杰文，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
    孔子早年继承“官学”体系中“信而好古”的学术理念和“述而不作”的学术方法，中年起因其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化而改从“信古为今”的学术态度和“改作言教”的学术方法。西汉起，传统学术方法经历了五种历史形态：在继承孔子晚年“改作言教”的学术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西汉今文经学家整理和研究经典的“大义微言”方法，在继承孔子早年“述而不作”的学术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两汉古文经学家整理和研究经典的“章句训诂”方法，魏晋至隋唐经学注疏家们的“书例比证”方法，宋明时期经学注疏研究家们的“意会心悟”方法，清代朴学家们的“书证考据”方法。
    近代以来，传统学术方法与“东渐”之西学方法碰撞，出现了近现代学术史上较为重要的几种学术方法：胡适等人的“中西结合学术方法”，陈寅恪等人的“传统改良学术方法”，建国后在“反映论”指导下产生的学术方法。改革开放后，学界努力引进西方当代学术方法如“旧三论”“新三论”“后现代”等，努力探索适合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新方法。近年来，西方的“空间维度”理论逐渐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吴冶平《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①介绍西方学者如何研究文学作品、如何理解和展示空间现象。《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组织三篇文章，以《文学地理学——文学研究向空间维度延展》为总题，把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纳入到“文学地理学”中去讨论。
    如何把与“历史维度”相对应的“空间维度”概念纳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为我们创新性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服务，我有如下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空间维度”概念，可以理解为文学生成中与地域文化相关联的宏观空间维度、文学研究中的微观空间维度；“宏观空间维度”论指导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大思路方面关注地域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生成的多维影响；“微观空间维度”论指导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方面注重“四维时空考辨”。
    一 “宏观空间维度”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思路的启示
    “宏观空间维度”论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思路的影响，即地域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生成的多维影响，包括早期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生成时的部族文化对文学作品生成的多维影响，如文学样式的产生、文学风格的多样、文学革新的萌发、文学流派的活跃等的影响，和后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生成时的因地域风俗等对文学作品生成的多维影响，如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
    《史记》在为我们勾画上古史的同时，却在客观上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误区——即“上古史单一化”的误区。司马迁自谓作《史记》的目的之一是“通古今之变”②，故在《周本纪》前有《殷本纪》，《殷本纪》前有《夏本纪》，勾画了三代相传而王天下的历史格局；而在《夏本纪》前又有《五帝本纪》，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相代而长天下事；这便给人一个“自黄帝起便有一个华夏一统王朝掌管天下”的印象，无怪乎连梁启超也讲：自《史记》起人们“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混一的，为永久相续的”③。在司马迁这一思想引导下，又有司马贞作《三皇本纪》，更增加了这种三皇五帝到于秦、中华王朝单线存的古史印象，造成了后人对上古史那“单线一统”的错误认识，使后人往往以“一统政权，单线更迭”的片面上古史观为基础，去研究上古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妨害了我们对于上古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的正确把握。
    随着出土考古资料越来越丰富，我们对上古史的认识越来越全面。不同史前考古遗迹告诉我们：毋庸说母系氏族时代在华夏大地上部落林立，即便是在父系氏族时代也是部落联盟众多，直至方国社会，华夏大地上依旧“万国诸侯”并存；即使是传说中的夏王朝，还有甲骨文向我们诉说着的殷商王朝，充其量也不过是形成了一个轴心国对其他方国可部分发号施令的政治格局，也没有一个在政治上完全一统的权力王国出现，更没有在思想上、学术上完全统一的文化王国出现。就传世文献资料较多的两周时代看，彼时虽然在政治上相对一统了，但在文化上、学术上，却依旧“壁垒林立”，其最为主要者，是农耕文化培养出来的姬周人的黄河文化，和原始手工业培养出来的荆楚的江淮文化的并存和对立。
    江淮文化的主要社会精神生活是祈福拜神、敬神娱神，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在祭祀中，鼓舞演唱是主要项目。演唱娱神中，或描述神灵的飘逸可爱，或诉说神界的富丽堂皇，或渲染地府的阴森可怕，在屈原、宋玉的辞赋作品中，不乏此类事例。这种现象的产生当与交感巫术有关。弗雷泽曾指出，交感作用是巫术赖以存在的思想原则，想象和现实在巫者的信念中往往是合二而一。④在歌舞娱神的演唱中，施术者的思绪随神灵的飞翔、随神境的转换而飘游，上天入地，穷极八荒。江淮文化祭神中的这种特点，导致了其先民那种关注外界、思路开阔、精于想象的思维特点。而歌舞娱神中的所谓的神界，实际上是天地自然万物在人们意识中的曲折反映。如《离骚》之天界巡游，自苍梧出发，历县圃而止于崦嵫；由羲和驾车，望舒、飞廉、雷师任凭驱使，都是通过想象来曲折地表现自己的情感。
    浪漫奇想的江淮文化使其先民们在思考问题时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人身之外的奇幻世界和自然万物。在江淮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方物著述，重形象，偏奇异，山川、草木、鸟兽、神怪莫不入篇，表现出对自然的深切关注，如《山海经》；在江淮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诸子著作，以自然和社会为双重关注对象，重在讨论天人关系，如《老子》《庄子》；在江淮文化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以社会、人生、天地、草木、神界等为多重表现对象，如屈原、宋玉的辞赋之作。它们多属于先秦文学的浪漫型文学。
    黄河文化则特别关注社会政治与人间生活。社乃土地的象征，稷乃谷物的象征。黄河文化是由原始农耕文化催生而出的，姬周人可谓此种文化的代表。姬周人建立的周王朝以及由它分封出的鲁、晋等姬姓国更多地保持着这种文化传统。原始农耕文化那聚族而居的地缘文化特点，造就了黄河文化重人际关系的特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周而复始的农耕文化特点，导致了黄河文化的循序思维方式。重人际关系的思想内容和循序思维方式，成为黄河文化的两大主要特点。
    黄河文化的重功用特点和循序思维方式使其先民们在思考问题时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人间生活。因而在黄河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史书，表述历史时以社会事件为主要内容，重在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斗争，如《春秋》《左传》《国语》等；在黄河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子书，以社会问题为主要关注对象，重在讨论人际关系，如《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在黄河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作品，也主要以先王事迹、朝廷政治、民众生活为中心内容，如《诗经》中的“历史诗”“政治诗”，反映人民生活和情感的“民生诗”，⑤以及《穆天子传》等。它们多属于先秦文学的现实型文学。
    总之，江淮文化那重神灵重祭祀的文化特点和关注外界、思路开阔、精于想象的思维方式，导致先秦文学中歌颂神秘力量和抒发情感作品的产生；黄河文化的重功用特点和循序思维方式，导致先秦文学中以先王事迹、朝廷政治、民众生活为中心内容的功用性作品的产生。它们分别造就了先秦文学作品的不同文学类型，即神秘的、情感性的浪漫文学类型和社会的、功用性的现实文学类型。
    地域风俗等对文学作品生成的多维影响，如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的影响，时贤所论颇伙，今不赘述。
    二 “微观空间维度”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今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例来看。就古代文学研究对象来说，大概不外乎作家、作品和文学专题三类。作家研究，不论是单个作家的研究，还是以地域或流派区分的作家群的研究，都必须先厘清他(他们)所处的空间位置即具体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思想环境等，以便为研究他的思想情怀、写作动机、艺术修养等的生成原因提供学术基础。同时，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思想环境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变化，这就需要对作家或作家群所处的具体时代作考辨。而作家或作家群所处的具体时代中不断变换的一个一个时间段上的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思想环境等，也必定不断变化而又因果相关。因而，对作家或作家群所处的不断变化着的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思想环境等的考辨，必须和作家或作家群所经历的不断变换的一个一个的典型事件之“时间段”的考辨结合起来。即这种考辨，必须是对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而又有机连接的“典型时间段”上产生的一个一个特征有异而又因果相关的不同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思想环境等“综合环境”的“四维考辨”。时间变化和空间变换紧密关联，空间环境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而又因果相关，是“四维时空考辨”的显著特点。只有通过这样的考辨，才能明了作家或作家群的思想情怀、写作动机、艺术修养等的生成环境特别是发展变化着的多种复杂原因。那么，“四维时空考辨”应是作家或作家群研究中的最具基础性的先导学术工作。
    同理，作品研究，不论是一部作品的研究，还是某作家全部作品的研究，抑或是某一文学类别作品的研究，都必须首先厘清它(它们)所处的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着的一个一个的空间位置，即先做好某作品“四维时空考辨”，才能进而做其他深入研究。文学专题研究，不论是一个文学概念的研究，还是一类作品流变的研究，抑或是某一历史时段各类文学作品的综合研究，亦复如之。
    若以研究对象如作家或作品为线索，将一个个时空考证联系起来，可做作家编年或作品编年。对作家行事逐一考证编年，将此研究对象“细化”，可更为细致地把握作家的性格变化和思想演变轨迹，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其作品思想和风格的生成、发展、变化的复杂原因。对一类作品进行编年，将研究此对象“细化”，可更为详细地把握某类作品的演变轨迹，探查致其演变的各种复杂原因。如我们读《左传》和《史记》，发现先秦两汉历史散文呈现出由“纪事为主”到“写人为要”的重大变化；而正是通过对《战国策》各篇策文的考证和编年，才发现此变化是通过《战国策》所收录的二百余年间产生的近五百篇策文的不断演化而逐步形成的。⑥前人没有厘清这种演化过程，主要原因是他们没对《战国策》所收策文的作时逐一考证，没对《战国策》所收策文做系统编年。
    总之，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四维时空考辨”、作品的会通性考证以及作家作品的编年考证，都是十分必要的。
    引进西方学术方法，其目的是为“东方本位”学术方法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可引导我们产生建构“东方本位”学术方法体系新设想：对以古典文学文献为主要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做深入研究，应从整理古典文学文献入手，以熟读、会通古典文学文献为研究基础，再结合西方“空间维度”等理论对研究对象作“四维时空互动性”考证，综合运用中西方学术方法研究其文学特点和文学规律，在历史发展观指导下作学术价值评说。
    ①吴冶平：《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②司马迁：《报任安书》，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③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清华周刊》丛书本，1925年12月，第38页。
    ④参见詹·乔·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69、70页。
    ⑤参见郑杰文《诗骚精神与原始宗教》，中国诗经学会编《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952-959页。
    ⑥参见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