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毕飞宇
    茅盾文学奖得主、南京大学教授。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白夜》《青衣》《玉米》《平原》《推拿》《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等，其中《哺乳期的女人》《青衣》《上海往事》《推拿》等均被改编成轰动一时的影视剧。日前推出新书《小说课》。
    作家向来与阅读有着不解之缘，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毫不掩饰自己对阅读的依赖：“我的人生极度苍白，我基本上是一个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作家，因为生活没有给我那么多。”毕飞宇也是圈里出了名的爱拉着人聊小说的“话痨”，如今，他把自己品读名家名作的欣喜、感动、惊讶甚至战栗结集成书《小说课》，“我读小说的心态跟喜欢手串的人把玩手串是一样的，这本书更多的是一个小说家的直觉感受，表达比较轻松。我非常注重直觉，因为直觉可以抵达逻辑永远也抵达不到的地方。”在接受采访时毕飞宇这样告诉记者，“我所熟悉的小说上面是有我的体温的，而那些小说里的矿物质也会到我的肌肤里来。如果没有阅读，我的写作抵达不了现在这个层面。”
    张爱玲太冷 鲁迅温度偏低
    新报：你在《小说课》里好像没选当代作品？是觉得当代作品和经典还有距离？
    毕飞宇：当代作家的作品是有的，是汪曾祺的《受戒》。我主要讲经典作品，是因为那些作家都过世了，就算我讲错了，人家也不会找我。如果我讲余华讲得不对，他回头跟我说“毕飞宇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这脸往哪放？所以讲经典作品，相对来讲更安全一些。当然这是说笑了，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代文学确实有非常好的作品，但最后是不是经典？我们不知道。好作品可以成为经典，但经典不一定全是好作品。经典的产生过程极其诡异，它既需要内部原因，也需要外部原因，有时候一部经典作品的产生，很可能，历史给这个作家、给这个作品带来的机遇比作品本身更重要。大家都熟悉胡适的长诗集，任何时候谈起中国新诗史都要说它，它确实是经典，但是那些诗好吗？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它好。
    新报：你关于“作家的温度”的说法很有趣，为什么你觉得鲁迅的温度是偏低的？
    毕飞宇：先讲个小故事，导演杨亚洲想把我的《哺乳期的女人》改编成电影时，说要选当时最红的一个女明星来演旺嫂，被我一口回绝了，我说这个演员绝对不能用，她身上没有温度，这个角色是一个母亲，一定要挑一个身体有温度的女演员。回到你的问题，我对别人小说温度的敏感，首先是从多年前阅读张爱玲开始的，我看了几篇张爱玲的小说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冷”，张爱玲字里行间的那个冷，能传到我骨头缝儿里去。如果张爱玲还活着，我一定不会靠近她，我会拒绝跟她握手，我受不了张爱玲的冷，她太冷了。鲁迅的语言文字也特冷，有侵犯性，所以好多人不喜欢他。可是鲁迅的小说里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中和了他的冷——就是鲁迅特有的幽默，如果鲁迅不幽默，作品的美学价值会打折扣，当然文化价值永远都不会打折扣，所以我格外喜欢鲁迅。
    新报：你怎么定义自己的温度？会有意识控制温度吗？
    毕飞宇：我是一个偏热的人，文字也是偏热的。过冷和过热都不好，都有侵犯性、不亲切。我一直渴望自己的小说温度不要那么高，在写作的时候我总要控制自己语言的温度，别让它过于神经质，尽可能把语言温度调在比较均衡的位置。一个成熟的作家，无论他在小说内部呈现出多大的力量和多么重的口味，他首先要保证在文本意义上能达到平衡，这是好作家该干的事。
    新长篇创作 因手术而“难产”
    新报：这次的新书并不是你3年前许诺的新长篇。
    毕飞宇：我没有偷懒，这个苍天可证。我手头写的这个长篇，绝对不是一个运气好的长篇，不知道为什么写它怎么就那么麻烦。去年这个时候，我的状态好极了，每天都工作八九个小时，结果3月27日，我的腰出了大问题，做了一次手术，一躺就是几十天。等能爬起来的时候，医生反复告诉我，注意坐势，后面要垫一个东西，也不能久坐。这一停又是一年多，其间我又把所有的笔记本都弄丢了，就是永远在折腾我。大概3年前，我已说，这个作品写了40多万字，可是它什么时候能写完，我真的不知道。
    新报：怎么在写作中既满足读者又满足自我，有没有冲突的时候？
    毕飞宇：一个作家说他在写作的时候内心是装着读者的，其实是不可信的，但话必须这么说，因为作品是要给人家读的。可是如果你心里真的装着读者，我要问，那人是谁？是初中生还是博士生？是80岁还是26岁？是男的还是女的？所谓心里装着的读者，其实就是作家自己，作家会有一个假定，这部作品、这段文字在自己这儿通过了，在读者那儿也就通过了。别看我对你笑眯眯的，我在写作时对自己特别苛刻，我会告诉自己，别指望你为大众去写作，你是为小众写作的。如果现在有人告诉我，毕飞宇在中国有4千万读者，我觉得很可疑，怎么会那么多人读我的东西呢？要是有人告诉我，在中国有5千人特别喜欢你的小说、是你的忠实读者。我会感激不尽，5千人还少吗？一个人可以为5千个人工作，这是多么伟大跟自豪的事情。
    新报：现在看以前的作品，会想推翻重来吗？
    毕飞宇：在中国作家里，作品写完后修改再冷却，我可能是最舍得耗时间的，等我真的横下一条心把小说发出去，我就一个字都不会再看了，也很少去反思上一部作品的得失。巴金的作品出过许多不同的修订版，读者问他为什么，巴金回答：“作品是我写的，我觉得有问题，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巴老德高望重，我们尊敬他，但这个问题上我和巴老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作家生命的年轮就是靠作品来呈现的，你19岁的作品里每个字都有荷尔蒙的气息，到了55岁，你觉得那些荷尔蒙的气息很不体面，你想把它全处理掉，不能这样的。即使作品是你写的，可你已不是当时的自己了。19岁的作品充满荷尔蒙气息，你就让它保留荷尔蒙气息；28岁的作品中有孩子尿布的味道，你就让它有孩子尿布的味道；35岁的小说里到处都是咖啡的芬芳，你就保持咖啡的芬芳……这样你会留下非常完整的文学艺术轨迹，它对文学是有用的。所以已经发表的作品，无论我后面有什么异议，我永远不会动它，让它保持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