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谈诗歌现状
    这个时代的诗歌会超过朦胧诗
    
    李少君接受采访 摄影：萧颢
    7月22日，著名诗人、《诗刊》副主编李少君受邀来汉，做客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为湖北读者做《当代诗歌的现状及走向》演讲，并接受楚天都市报记者专访。
    李少君这一代人是在诗的浪漫氛围中长大的。1985年，他踏入武汉大学，目睹了中国诗歌民间社团的最鼎盛时期，和同学们办起“珞珈诗社”，期间李少君写下不少诗歌理论和评论文章。毕业后，李少君带着诗意的浪漫到《海南日报》供职，当时他给作家韩少功留下的印象是“不多言语，说完正事就走，有新闻业者忙碌干练敏捷的特征”，但他的内心一直关注着诗歌。1996年他所供职的《天涯》杂志改版，他迅速开办起“九十年代诗歌精选”专辑，为一批诗坛新秀和不为人知的佳作开辟了属于自己的阵地。此后许多年，李少君不曾间断对诗的关注和推介。
    与此同时，李少君自己也写下不少新诗，因他的诗歌亲近自然，被诗坛称为“自然诗人”。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诗歌读本：三十二首诗》《蓝吧》《在自然的庙堂里》《文化的附加值》《神降临的小站》《五人诗选》（合著）等。
    如今，身为诗歌权威刊物《诗刊》的副主编，李少君一直是诗歌领域的“在场者”，当代诗歌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他的观点能给我们许多启发。
    湖北、湖南、海南，这三个地方都是我精神的来源
    记者：作为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才子，你现在也经常来湖北参加诗歌活动，你觉得湖北的诗歌氛围或是地方诗歌传统，与你生活过的湖南、海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特色？
    李少君：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湖北人，盛唐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孟浩然是湖北人，李白最推崇的诗人就是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黄鹤楼成为诗人赛诗的地方，李白都自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现代诗人闻一多出自湖北，《诗刊》创始人之一、《诗刊》第一届的副主编徐迟，长期在湖北生活和工作。老诗人曾卓，80年代活跃的诗人王家新，都是湖北人。我至今仍记得我上大学期间，1986年第一次参加武汉大学樱花诗赛的场景：现场被诗歌爱好者围得水泄不通，曾卓来了，围着一条围巾，简直就像神一般的存在，人群自动往两边退，让出一条道来。
    这几年诗坛比较活跃的诗人车延高、张执浩、余秀华，也都是湖北的诗人。
    而湖南更多是一个有精神气质的地方，在古代湖南的文化没有湖北发达，但到了近代，因为曾国藩等人的影响，湖南被认为是一个承袭了古老楚国传统和精神气质的地方；海南则代表大海的更开阔的视野。我到北京之后，写海南的诗歌比较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写山水的诗歌较多，但写大海的诗歌较少，我希望多写一些具有创造性元素的诗歌。
    湖北、湖南、海南，这三个地方都是我精神的来源。
    网络时代，女性诗歌写作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记者：你曾谈到，新世纪诗歌有三支建设性力量：网络诗歌、地方性诗歌和女性诗歌（即新红颜写作）。为什么提出“新红颜写作”？你觉得这种观点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又是什么？
    李少君：诗歌史上女性长期缺席，女性经验与感受缺位，女性被代言。如果我们追溯得更远一些，就更会发现女性在诗歌史的缺席何其严重。五代十国时期，一部以女性的名义编纂的词集《花间集》，艳丽香软的词风，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里面所收诗歌大多是关于女性的感受、生活与诉说的，但作者全是男性。如果再深入追究，历史上除了李清照等少数女诗人，我们读到的众多以女性名义倾诉幽怨爱恋的诗歌，其实大多是男性诗人创作的，这一风气自屈原自命“香草美人”就开始了。五四以后，女性诗人稍有增多，但新诗史上女性诗人仍寥寥可数，冰心、郑敏、陈敬容直到舒婷、翟永明，何其少也。这一状况，进入21世纪才有所改观，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已不可忽略。大量诗歌刊物被女诗人占据阵地。
    这跟网络带来的诗歌艺术民主化，也不无相关。在网络时代，全球化的交流融汇，女性诗歌写作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女性要诉说自我，自己发言，宣扬自我，张扬性情与思想，不再被代言。比如，湖北出现的余秀华，火遍全国。
    记者：一般人认为，中国百年新诗史上两个兴盛时代，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另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你觉得呢？你怎么评价朦胧诗派，又是如何评价现在的诗歌环境？
    李少君：这两个诗歌繁盛阶段，有一定的共性，都是受西方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受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郭沫若他们那一代诗人追求民主，追求个性，追求爱，他们所要追求的东西是很明确的；到了朦胧诗时代，也是受到西方影响，但当时的西方经历过一战、二战的重创，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已经处于一种幻灭的状态，西方人自己都找不到方向，所以，受它影响的朦胧诗，整体也处于一种迷茫、焦虑的状态。朦胧诗的可取之处是肯定人性和人心，但朦胧诗的焦虑悲观情绪，也导致了很多恶果，诗人海子、顾城悲观绝望到自杀。这种虚无主义、悲观绝望，也是后来朦胧诗走不下去的原因。
    到了21世纪，中国的民族自信增强，相较于过去，诗歌更具有“主体性”，我相信历史会证明，这个时代的诗歌会超过朦胧诗。
    记者：大家写诗的热情空前高涨，写了发在朋友圈，发表起来也很快捷，但现在内容太多了，看的人反而看不过来。有人说，现在这个时代“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少君：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只是一种调侃的说法。诗人已经走下“神坛”，所以，诗人，你们也不要得意，能写诗没什么了不起。但读诗的人肯定比写诗的人多，因为写诗的人肯定是读诗的，但读诗的人不一定会写诗。
    对于写诗，我一直坚信，“量大才能质好”。就像中国的乒乓球在国际体育比赛中总能夺金，就是因为中国打乒乓球的人基数大，巴西的足球踢得好，也是因为几乎每个巴西人都喜欢踢足球。盛唐时代是中国诗歌的繁盛时代，普通的樵夫都会写诗，所以才会从大浪淘沙中留传下那么多好的诗歌。现在也一样，这么多网络诗人、草根诗人，真正写得好的诗，很快可以传遍全球。比如，余秀华的诗，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当时身在美国的学者沈睿也写了一篇炫目的读后感，称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为伟大诗歌时代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