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在中国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发出了热情的号召，是指导今后文艺工作的又一篇重要文献。讲话对文艺创新问题进行了完整而集中的论述。
    既把握时代脉搏又体现中华美学精神
    在讲话中，习近平希望文艺工作者“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把“创新”提升至“文艺的生命”的高度，认为文艺创新与文艺精品的打造、文化事业的繁荣以及整个社会创新能力的培养密切相关，要求文艺工作者“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习近平指出，文艺创新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时代精神对作家艺术家的感召与鼓舞，另一方面来自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作家艺术家的精神滋养。与此同时，能否体现新的时代精神，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从而体现中华美学精神，也是判断文艺是否真正创新的重要标准。他指出，真正的文艺创新就是要“努力创作出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品”。这就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为文艺作品的创新树立了标杆，指明了方向。“与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弘扬时代主旋律，做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创作出无愧于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的作品； “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相匹配”，则是要求文艺工作者认识到创新与继承的关系，充分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伟大作品。
    不断创新是文艺健康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不断创新不仅是时代对文艺提出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文艺自身能够健康发展的内在规律。就文学史发展的谱系而言，中国当下的文学，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新文学”的延伸。这个新的文学传统如果从《新青年》上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算起，到２０１７年正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历程。这一个世纪的文学相对于之前几千年的中国文学而言，可谓天翻地覆，占据文坛中心的语言、体裁、风格、思想、情感、人物角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有了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断然分界。整体上讲，一个世纪以来的“新文学”成就是十分辉煌的。今天，我们必须意识到，下一个百年的中国文学是否能够保持之前的活力与生命，是否能够在艺术成就上与上一个百年相媲美，或者更加辉煌，决定于我们能否在过去百年的文学传统上有所突破，创造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文学。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上理解习近平关于文艺创新的思想，就能够更加明确中国文学今后发展的方向。
    一百年前，以鲁迅、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代人之所以能够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创造愿望与求新求变的精神。在１９１６年到来的时候，当时的《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主编陈独秀曾写了一篇类似社论的文章，题目就叫《１９１６》。在这篇文章中，他以极其饱满的热情，充满信心地讲道：“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人，又当万事一新，不可因袭二十世纪之第十五年以上之文明为满足”。正是这种不愿因袭、渴望创造的豪情与气概，激励着他们以白话文学为突破口，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并最终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文学世纪。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时提出的许多改造文学的观念，既有其时代的合理性，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年前那个积贫积弱，处在封建文化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中国。如果说一百年前鲁迅那一代人需要通过文学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揭露与批判，以此警醒国人，唤起他们创造新文化、新生活的热情，那么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从物质到文化正在走向全面复兴的今天，我们则需要通过文学充分发掘与阐释中华传统文化中积极健康的因素，以此去激发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并“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这是时代对文学提出的新的要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能够再次走向辉煌的前提。
    当代文学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
    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出现了将古典与现代二元对立，并将文艺的现代性寄托于对西方文艺形式的简单移植，结果导致现代中国文学在许多时候都存在过度“西化”的倾向，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之间形成了过于明显的“断裂”。一味地模仿西方艺术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其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得一些文学作品的人物、故事、背景、语言、结构、风格完全脱离了中国社会，脱离了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脱离了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坛上“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
    实际上，五四时期以及之后的一二十年时间里，中国文坛上之所以会大家云集，优秀作品层出不穷，除了文学革命焕发出来的创造热情、时代巨变给作家创作提供的机遇外，还与那一代作家中许多人具有融汇中西的知识结构有关。对鲁迅、郭沬若、茅盾、冰心等一大批“五四”作家而言，他们当中不少人在接触西方文化之前，已经通过传统教育形成了自己一生中最初的知识根底，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所形成的文学功力、艺术修养，对他们文学上的成功仍然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之后的中国作家，处在“五四”新文学、外国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三种传统之间，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仍然在许多作家走向文学成功的道路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五四”新文学已经走过百年的今天，我们应该打破新与旧、文与白的二元对立，不但使当下的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的优秀传统对接，而且使它能够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对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今天文学创新的重要资源。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