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音乐剧《莫扎特》倾向于“共时性”——以莫扎特为中心，通过与不同人的互动，形成一个生命运动的空间结构。(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两年前讲述茜茜公主坎坷一生的音乐剧《伊丽莎白》余响尚在耳畔，米歇尔·昆策和希尔维斯特·里维又一次来到上海。仍是一部历史剧，这次的主人公是更加大名鼎鼎的莫扎特。
    虽是历史题材，但两部戏却又都有“揭秘”和“戏说”的性质。《伊丽莎白》用女主与“死神”的终生纠缠来解释历史上的那个莫名凶手的行凶动机，除此以外的史实倒还大体实在。而在《莫扎特》里，学历史出身的昆策爷爷这次似乎并未打算用音乐剧来为历史上的那位作曲家立传，所以剧情细节与真人生平相差甚远，史料的运用也很随意。里维爷爷在作曲时也非常明智地放弃了把莫扎特音乐通俗化的处理———尽管这原本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号召力。
    历史上的莫扎特是神童是旷世奇才，以至于有人说“贝多芬的某些作品似天籁，而莫扎特的音乐直接就来自天堂”，可谓是古往今来天才的总代言。主创者在这部音乐剧里要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天才的生存状态。
    《伊丽莎白》和《莫扎特》都有序幕，戏剧的主体都是倒叙。只是，《伊丽莎白》是“历时性”叙述———主体部分的时序不能颠倒，剧情发展有明确的阶段性；而《莫扎特》更倾向于“共时性”———以莫扎特为中心，通过与不同人的互动纠结，来形成一个生命运动的空间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最外层的是两个相反的力，以男爵夫人为代表的积极向上的力，以韦伯夫人为代表的破坏力。这两股力量拉宽了莫扎特的生活空间，但其作用似乎相互抵消，并没有对他的生命轨迹产生本质性的影响。此外，剧中的吃瓜群众———萨尔茨堡的市民和维也纳的贵族，尽管都有着明确的性格和态度，其作用也只是为主人公的活动提供更为鲜活的背景而已。
    结构的第二层，是父亲 (母亲和姐姐也附属于此) 和妻子。这一对因素也是相反的：父亲的呵护能让他最大限度发挥出天才，同时也压抑了他的凡人本能；妻子给了他世俗凡人的温暖和爱情，同时分散他的创作精力。在剧中，莫扎特接受着同时也抵抗着这两股力量，并且都以伤害而告终———深爱着他的父亲，至死都没有原谅他的出走；为爱他而不惜与自己母亲对抗的妻子，终因被他忽略而弃他出走。父亲的不理解让莫扎特万分痛苦，而他对妻子的伤害的后果，则一直延续到了他死后———序幕中，妻子对自己死去多年的丈夫仍然冷漠如路人。尽管这两个角色的形象与史实完全不符，却是 《莫扎特》 戏剧张力的重要来源。
    真正与莫扎特形成正面对峙的，是科洛雷多———既是宗教首领 (大主教)也是行政长官(亲王)，既是开明的启蒙主义者，又是顽固的封建领主。他能认识到乃至折服于莫扎特的天才，但不能容忍天才对现有社会体制的冲撞。与此相对的是，莫扎特愿意用自己的音乐为他效劳，却不能容忍他对自己的轻慢。这种对峙并没有因为莫扎特的出走而终结，反而因分离而愈演愈烈并持续纠结到剧终。我们甚至可以将序幕中的那个前来寻墓挖坟的医生看成是科洛雷多的纠结的延续———这个仅在序幕中露面的角色正是为此而存在的。
    只是，天才最大的纠结，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其自身。为此，编创者设计了一个“瓷娃娃”———小阿玛德。这个带着假发，穿着特蕾莎皇后赏赐的红色礼服的小瓷人既是莫扎特的童年，也是他天才和灵感的化身，与成年后的莫扎特如影随形，是冤家也是朋友。这既是他赖以生存的依靠，也是他竭力摆脱的束缚。最终，莫扎特被小阿玛德榨干耗尽而亡。
    天才，是神的赐福，还是神的诅咒？天才莫扎特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没有停步没有退缩，一路不停寻找不停挣扎，咬牙忍受各种折磨，直至生命终结。
    这部戏，讲的不是“莫扎特”，而是“莫扎特神话”，以及这神话的背面。吾等凡人固然无需背负莫扎特那等天才的负担和纠结，但在各自的“小目标”里，也需要一些勇气和悲壮。这也许就是 《莫扎特》的意义吧。
    昆策和里维这对德语音乐剧的黄金拍档并不是正宗德国人。昆策出生于布拉格(当年的波西米亚公国)、里维是匈牙利人———都算是19世纪的“奥匈帝国”的子民，也都带有强烈的吉普赛的精神气质，喜欢四处闯荡。里维曾长年居住在美国好莱坞，昆策也与英美乐坛联系密切。两人合作的歌曲曾获格莱美奖。
    与美、英乃至法国相比，德语音乐剧应该算是国际音乐剧舞台上的后起之秀。其后发优势，一是基于德奥文化中深厚的戏剧艺术传统(扳下手指：莱辛、歌德、席勒、莱因哈特、布莱希特……)，二是缘于昆策在开始自己的音乐剧创作之前，曾大量引进美、英、法各国的音乐剧经典剧目并进行相应的翻译改编。《伊丽莎白》的结构方式，与英国音乐剧《艾薇塔》和法国音乐剧《巴黎圣母院》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到昆策-里维所特有的“戏剧音乐剧”风格样式的呈现。
    除了继续保持“戏剧音乐剧”那种较为灵动的舞台叙述方式外，《莫扎特》在音乐上有着更强的穿越感。韦伯一家人的忸怩作态，席卡内德的摇摆爵士歌舞，莫扎特羞辱公爵时的那段抱着吉他唱的粗口摇滚，都有着很好的舞台娱乐效果。父亲的悲叹，科洛雷多的天问，还有父亲死后莫扎特跪在教堂伴着管风琴的悲苦吟咏，都呈现出强烈的情感张力。
    另一方面，对哲理问题的刻意探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共时性”结构，使得《莫扎特》具备了某种程度的“概念音乐剧”特质。这就需要我们在观赏时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性解读力，而非全然的移情沉浸———布莱希特的“间离”戏剧观，也是德奥思辨传统的体现。这部历史题材的德语音乐剧，具备这样的特质，也是不足为奇的。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