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艳
    刘鹏艳擅以男性口吻来开始小说叙述，机智灵动的插科打诨下随意布撒排兵，带着些戏谑、调侃，但一些转折、沉郁甚至伤痛总悄悄埋伏在其后，这是她呈现的小说与生活之间的逻辑：从滑稽的一面看待这个给予我们迎头痛击的世界。
    “故事脱胎于偶然”，刘鹏艳相信这种“偶然性”，“事实上人生大多数故事都具有偶然性，在命运的大逻辑上更像是兴之所至的一次性消费”。偶然带来未知却别具意味的人生转向，这也让一切变得有趣，她的小说里常有这种随兴所至的偶然，依托的却是生活的真实况味，“掩耳盗铃地造梦，自以为是地思考，把有意义的东西写得有意思”。
    写作让刘鹏艳把自己看得更清楚，她在小说里完成对自我的解读，“一方面深刻，一方面清澈”。因而她总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多元的文本空间，放置自我与思考。但她却不在意别人的解读，这不是她这个“造梦者”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解读世界的方式，附和从来不是美德。”
    记者：你有几篇小说都是以男性口吻来叙述的，这似乎是有意为之，为什么会选用男性视角？在表达主题、叙事态度上有什么特殊的考量吗？
    刘鹏艳：以男性视角来讲述故事，大抵上是出于对女性话语系统不够自信，毕竟这还是个男权社会。没有抵触的意思，纯粹是“文化自觉”，调侃或者调适，乃至更多的意义符号，随阅读者去解码吧。我们得承认，大多数人都是分裂的，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去统整并不那么强健完整的人格，文学艺术是其中的一种。女性叙事的作品也有，更婉约和情绪化一些。交替使用两种性别视角，是想展示世界的不同侧面，也拓展自己的心理疆域。至于主题的考量，并不那么严肃，“写什么”是兴之所至，关键是“怎么写”。
    记者：小说《世家英雄撰》，在我看来“世家”是颇大的一个词汇，你用此来叙述了祖、父、“我”三代人的形象，有意味的是，祖与父似乎都有一个“英雄”的底子但最后或湮灭于无闻或降落到庸常，而“我”更是这个时代里苍白、疲弱的小人物，与“英雄”无关。
    刘鹏艳：拥有“英雄情结”算是一种情怀吧，所以初衷是写英雄，但写着写着发现“英雄”在历史框架下其实一直是个变数，因而就有了这种颇具流动性的塑造。三代人物都有我的家族和身边人的影子，我想他们并非社会少数，他们所具有的代际特点，很大一部分是这个社会的时代创痛造成的，呈现出来，思考也就出来了。文本是复义的，我希望提供一个多元的阐释空间，总的来说，我说什么并不重要，我更看重的是你读出了什么。
    记者：你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写作者，石一枫说《世家英雄撰》显示了同辈作家的一种焦虑：文学训练充分，熟悉小说套路，因而渴求打破套路，但有时候“求变”会导致“低水平发挥”。他说你并不是如此，很大原因可能是你在求变的同时保持了小说本质的特性，即是对人物的关切和对生活的反思。事实确乎如此吗？
    刘鹏艳：一个写作者有写作焦虑是很正常的，恰如一个母亲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总有各种母性的焦虑。正是因为有这些焦虑，才推动主体完善和进步，重要的是控制焦虑而非被焦虑所控制。一个母亲要对自己的孩子和教育方式自信，一个写作者也需要对自己的作品和写作方式自信，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小节。我们永远不知道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子，这也正是我们在养育过程中最可期待的——长成他自己最好的样子就OK，这就是我的理念。
    记者：有一点是看过你小说的人都认同的，就是你对生活的关切。就我有限阅读的几篇：《红星粮店》《月城春》《合欢》《世家英雄撰》，你探寻生活的触角是多样的，佐以流利、明晰的语言，在历史与当下的交错中反映生活的纹理以及附着在之上的各色人物。
    刘鹏艳：写小说是我对生活的一种发言，所以与生活切近，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没有生活，我想也没有小说，这是小说的第一个维度。从毛茸茸的生活质感中提炼出艺术的美感，这是小说的第二维度。它需要一定的技术训练和文学修养，但是也并不难达到。第三个维度则时常令我困惑，这就是小说蕴含的思想。一部没有独立思想的小说是没有灵魂的，然而在这个时代，各种思想杂花生树，又有哪一种是独属于你的漂亮的思想呢？为此我时而努力，时而懈怠，因为往往会陷入循环论证的圈套，生活会给思想设置障碍。希望自己终生葆有这样的兴趣，脚踏实地地生活，天马行空地思考。
    记者：回归到小说风格，你的小说叙述总给人一种感觉，酣畅快意，机智灵动，但一些转折、沉郁甚至伤痛潜伏，转而渐明，人生的实味、生活的本相或者就是这样的：看似可以随意戏谑的生活里是沉重的真实，你似乎比较热衷于这样的叙事风格。
    刘鹏艳：正如你所说，这可能就是我看到的“人生的实味、生活的本相”。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相信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历经浮沉，而不可能总那么风光无限。但无论如何，我想从滑稽的一面看待这个给予我们迎头痛击的世界，毕竟每一天太阳都照常升起，客观环境和事件就摆在那里，而你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和情绪负责。放在更为宏阔的时空里看，我们眼下经历的一切都微不足道，所以暂时的起落也并不值得斤斤计较，你可以沉痛地看待命运的不公，也可以微笑地面对命运的调戏，做人随便一点，不是让你看起来更可爱吗？
    记者：最初你是做评论的，小说是后起的一种写作，尽管起步并不早，但很得心应手。
    刘鹏艳：2004年读中文系的研究生，就开始“研究”小说，写了一些评论，其实真正的野心是写小说，但环境不允许，只好引而不发。后来隔了好多年，进入某文学期刊做编辑，写小说就水到渠成了。总的来说，写作面貌还是偏理性的。之前的“研究”对写作肯定有影响，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也有。但我想不必拘泥于它的好坏，写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好了，一个人长成什么样子也不是他的错，是各种因缘际会促成的。我想说的是，写小说得感谢我儿子，没有他，未必有一个写小说的母亲。他快出生的时候，我辞了职在家安胎，那时候已经三十岁了，还没有正经写过一部小说，以为就这样了，只能做做“研究”，或者别的什么与小说不相干的事。但有趣的是，胎动和心里的躁动竟然合成了某种神秘的和弦，我终于在键盘上敲下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作为送给初生的孩子的礼物。生完孩子，重新找工作，恰巧进入一家杂志社，写小说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现在也写小说，也写评论，甚至写童书，它们使我的人生完整，一方面获得深刻，一方面获得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