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学创作越来越趋向个人化、日常化写作，曾经风靡一时的史诗性创作似乎久已不闻。史诗如何穿越历史直抵当下，发挥它“重要的作用”？这种古典的文体，有没有可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陈出新？借用自西方的这一概念，又是否可能注入中国文化传统的因子，从而为当代文学提供新的资源？史诗与主旋律、主流，乃至宏大叙事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近日，几位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对以上话题展开讨论——
    史诗与史诗性
    苏 炜：“史诗”与“史诗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是体裁、文体、样式与题材、文风、文势的区别。体裁类的“史诗”，指的就是“荷马史诗”一类的西方经典史诗样式。“史诗性”，则是精神、价值层面的评估。何谓“史诗性”？当然也可以是“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但用当今通用流行的语言，我以为这样几个基本元素，是文学的“史诗性”不可或缺的，即“地气”、“血气”与“浩然正气”。“地气”，就是触及时代、历史和社会的大问题、真问题，表现能够触动读者受众心智灵魂的关涉广大民众的重情感、深情感。“血气”，则是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腰杆”和“脊梁”，就是直面人生、社会的血性担当和傲世风骨。那么，“浩然正气”，则就是作家与文学的“胸怀”与“胸襟”了。
    李 浩：在哪个时代，作品的史诗性都是必要的，否则文学的价值就会被大大减弱。之前我可能也倾向于“文学的无用之用”，现在，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吧，我觉得我的认知有了变化：文学之用其实比我们所意想的要大得多，它只是非功利性显现而已。布鲁姆曾谈到莎士比亚，“倘若真正地理解了，它是能够治愈每个社会所固有的一些暴力”。剧作家尤金·奥尼尔说过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他说“不和上帝发生关系的戏剧是无趣的戏剧”。和上帝发生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史诗性诉求。它当然是重要标准。我们时下的写作，“室内剧”的确有些过多。
    于 坚：史诗意味着处理语言这种材料所呈现出来的诗性的重量、深度、密度、厚度。史诗不是新闻、事件，而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新闻是当下，事件是时代，史诗则与时间对话，史诗处理的时间既植根在时间中，也要被时间接纳。史诗仿佛是时间的作品，作者只是某种代笔。在史诗中，作者必须“吾尚我”，这是一种齐物式的写作。
    何 平：我没有仔细研究过文学史或者文学理论所指认的“史诗”究竟包括哪些指标，我想象中的史诗，其体量应该是一种“宏大精神”，然后在这一指标下会把某些文本归于“史诗”的名下。换句话说，文学史上确实有一种“文学”，它的精神气象，它的结构秩序，包括作家的写作抱负等等，都具有一种“史诗性”。
    “史诗”是文学的“重器”
    哈 金：我们常用“分量”来衡量某些作品。可以说分量越大，作品就越重要，伟大的作品不可能是分量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诗还是应该常提的。
    苏 炜：在当今时世，或文学现状的当下，我以为重提文学的史诗性话题是有必要的。这个“史诗”话题，倒让我想到将近十年以前，由哈金提出的那个“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论题，曾在海外《今天》杂志引发的一场持续多时的争论和讨论。我当时也是这场讨论的参与者之一。哈金的这个议题，来源于美国作家J. W. Deforest的关于“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定义：“一个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之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
    徐则臣：在这个时代重提史诗，我想其最大的必要性就是督促我们重新考虑史诗，我们要的是一个死的概念，还是一个可以在今天继续活下去的文体？
    何 平：的确如此。“史诗”或者“史诗性”往往被用来谈论文学和所处时代的关系。那我们时代确实是需要重提“史诗”的，这应该与是否畅销、是否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甚至是否达到某一局部的文学成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学标准。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史诗”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重器”，它的意义具有象征性，且会溢出文学自身。不是每一个作家都适合，都会写出“史诗”，因此如果我们时代为每个作家都设定一个“史诗”的标尺，其实是会伤害到文学的多样性，但一个时代需要也必须遴选可数的“史诗”。对于作家个体而言，量力而行吧。
    重提“史诗”是合理反拨
    于 坚：这个时代只是在新闻、事件的层面上理解史诗，自我表演令写作普遍地轻如鸿毛。作者们热衷的是语词空间游戏，“轻”成为写作主流。时间朝向未来而回避过去，修辞空转，究其根源，乃是恐惧所致，作者们害怕。他们对抗恐惧的方式是避讳，史诗不会带来现报，史诗深刻地植根在时间中。孟子说，修辞立其诚，诚就是信史式的写作。司马迁说，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的写作付出了史诗性的代价，他是一位圣徒。过去就是未来，史诗是经验性的写作。史诗是与时间对话。
    郜元宝：文学界许多提法，当时或许都有一些道理，因为都是为了应对一些具体的文学问题而提出来，但事后仔细想来，又总感觉似是而非。“不再是史诗的时代”，“不必再追求史诗性作品”，这种说法就曾经流行一时，至今也还很有市场。“史诗性作品”甚至成了一个讽刺性说法。
    其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无论革命历史题材还是反映当下社会建设的作品曾经都以“史诗”或“史诗性”为最高追求。“新时期”以后的许多作家也并没有马上放弃这个追求，“茅盾文学奖”最初几届的获奖作品显然都是按照史诗性作品的标准来评选出来的。
    但同时大家也意识到，在高度计划性和体制性文学生产方式支配下，所谓“史诗性”很可能是一种凌驾于作家具体创作经验之上的意识形态想象，好像一定要写出符合某种意识形态的气势、容量，包括与之相称的结构模式、人物塑造乃至社会冲突社会变迁的客观规律，才算是史诗性作品。这样很容易使长篇小说雷同化，大家都靠向一个模式，看不出作家个人自由创造的空间。
    在这个背景下重提“史诗”（当然只是比喻意义上的“史诗性作品”，而非古希腊的一种体裁样式），不仅是历史的补课，即继续走完中国文学半途而废的一个艰难的旅程，也是对当下中国文学困境的一种合理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