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这一理念，贯穿了习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不忘本来、中国立场、中国理论、中国智慧、老庄孔孟是中国的王牌，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这些不时闪现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的言辞与含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话语资源。但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借军事、经济的强大而成为我们躲闪不及的存在，久而久之使我们养成了眺望他者世界的习惯，而对自己的伟大历史和巨大思想遗产往往采取背对的姿态，甚至以为这些资源已成明日黄花再难转化为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资源。其实，无论是在政治学、伦理学、哲学、历史学、法学还是美学、文学等方面，中国文化都有可以转化为当下话语资源的潜力与可能，并且这些话语资源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那些充满智慧的思想和方略都有可能是医治现代人类社会之痼疾的良方。
    文化自信的不足，话语权意识的淡漠导致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体性的弱化。
    大约在上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实际上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还包括其他许多人文科学）就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我们用来进行言说的理论资源，基本上来自于国外。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几乎变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已成为西方理论的二次重现。我们从前门请走了“别、车、杜”，又从后门请进了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杰姆逊、海德格尔、罗布－格里耶、马尔库塞。十多年前，我曾在北大课堂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贫困化问题”的看法。记得我当时深陷困惑，忧心忡忡。之后，我又将我的博士生、硕士生、国内访问学者们召集在一起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一个国家的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匮乏，几乎全靠外来接济，这个问题当然重大。就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而言，我们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贫油”大国。
    那么，是否还可能有被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所利用的属于我们民族自己创造的理论资源？
    这一发问，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我们原有的精神仓库，是否还能提供一些可以被当代文学批评利用的理论资源；二，我们是否还有能力于当下创造新的理论资源，以供当下文学批评利用。
    前者是指先人们创造的思想。中国先人们曾创造了无数伟大的思想，他们为人类的精神殿堂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杰出的思想家们与西方思想家们交相辉映，曾展示了他们创造思想时的那种巨大冲动、充满精神快感的画面与傲然人间的翩翩风度。这是全世界的高度感知和共识。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到了近代，仿佛突然中了魔法，中国的思想家们再也不能与他们的西方同仁并驾齐驱，各擅所长。我们经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思想贫困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再也不能一如既往地向人类落落大方地奉献他们独特的有利于人类心智开化的创见。
    那么，中国的古代先人们创造的思想，到底还有没有作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的可能性？
    在未经过审慎而理性的分析之前，在未经细心而周到的论证的情况下，我们似乎仅仅是随着感觉之流匆匆而下。我们不自觉地从内心深处觉得先人们的思想已经陈腐老化，已经过时，已不再具备解读今日之文学的能力；它们已成卷刃之老刀，再也无法行“解牛”之能事。我们在这种泛泛的感觉之中，忘记了对一个问题的严厉追问：究竟是一般意义上的所有人类的古代思想都只能作为古代学术的理论资源而于当下无补呢，还是仅仅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只能作为古代学术的理论资源而于当下无补？我们并未从任何一个方面看到对前者的否定。那么为什么单单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具有时效性？这个疑惑一直困扰着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讲话中几次理直气壮地反问过，为什么独独是我们的文化过时了？事实上，我们是在对中国古代思想不假思索、不加甄别的心态下去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方理论资源的。我们没有足够强烈的起用中国古代理论资源去试一试的动机。我们没有严肃而认真地设想过：倘若我们一路深入中国古代文化的腹地、利用一下古代的理论资源，会不会也能展开生动别致的、充满灵性的、绝不亚于利用福柯、德里达等思想家的理论资源的美妙言说呢？既然说中国古代思想只能作为古代学术的理论资源在逻辑上绝不能成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大胆假设：老庄的无处不在的“道”，来自于中国美学“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精妙思想，《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以及似乎无穷无尽的其他古代经典，在经过我们心灵的重新过滤与生发，在经过新的、非常别致的处理之后而得以重新表述，是否都有可能成为意想不到的理论资源？中国古代文论在论及文学的高下时，历来讲“意境”、“雅趣”、“雅兴”、“味道”、“意趣”等，而并无“深刻”这一范畴，可谁证明过“意境”等范畴比“深刻”这一范畴来得低下呢？西方文学所依仗的“深刻”，我们也许能够做到，但我们的“意境”西方人也一定能够做到吗？我们的文学批评为什么不从中国古代文论中进行话语资源的开发、去吸纳精粹而独到的见解并将其变为我们所认可的“标准”呢？
    “文学创作已进入了现代形态，而对其加以批评，就自然必须要凭借具有现代性的理论资源”。这个提法更像是一个圈套。因为我们一旦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了另一点：不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古代思想，自然也就不能作为面对现代形态之文学的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我不喜欢“自然”这个字眼儿。从理论上说，文学创作已进入现代形态，那么只有那些具有现代性的理论才可作为批评的资源，似乎是成立的，但却不符合事实。首先，我们应当看到，文学创作并非都一律进入了现代形态；文学的现代性与时代的现代性并非是一种绝对的对应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也未必只有所谓现代性，“现代”与“现代性”并不是同一的概念。现代即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倒常常显示出与“现代性”的不和、背离与对立。就对文学艺术的要求而言，这个时代同样甚至是在更大的程度上，依然欢迎古典的文学艺术形态。退一步讲，即使属于现代形态的那一部分文学，对其进行研究，是否就必须要求依赖于具有现代性的理论资源？“对现代形态文学的解读就得使用现代性的理论话语资源”，这个看法显然是可疑的，是一个逻辑上的把戏。其实，不管是何种理论资源，都不过是向我们提供一种读法而已。对现代形态的文学，未必就一定要凭借现代性的理论话语资源进行研究。
    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否真的像当年有人判断中国贫油那样而理论贫困？我们到底还有无通过李四光式的执著探寻而摆脱理论话语资源贫困的可能？我们是否可以在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之后，不仅为自己创造足够开销的理论资源而且还输出疆界供他人使用？理论资源的输出象征着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必要性，意味着一个民族有着可与世界对话的能力，表现着一个民族应有的不愿寄生、享受他者而愿与世界一道共创天下、平分秋色的气度。当年，庄子并不是面对他人的资源，而是面对造物主的天地人间，在穹隆之下进行了旷达无极的思考，为人类创造了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始终提醒着我们要对文化自信的丧失有所警觉，从确立文化自信、掌握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地位和生存价值的高度，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了充分阐释与论证。
    我们在强调文化自信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已使中国在过去丧失了许多次与国际先进潮流对话、融会的机会，并使这个文明古国一度急剧衰败，这一惨痛的教训刻骨铭心。改革开放的中国，早已对“开放”一词的含义有了透彻的理解。“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对未来”。《讲话》辩证地完成了时代与历史、民族与人类、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表述，自始至终，既坚定地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又理路清晰地将民族国家放置于全人类范畴考量、定位，用开阔的世界性目光打量着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出自《炼金术士》，作者是一个巴西人。作品写一个西班牙牧羊少年在西班牙原野上做了两个内容相同的梦，梦中的情景是：在很遥远的地方，一座金字塔下埋藏着一批财宝。这个异想天开的牧羊少年，决定追随天意，以梦为马，去遨游人生。他历尽千辛万苦，越过海洋，穿过沙漠，来到非洲，终于找到了那座金字塔。然而，他根本没有发现财宝。此时来了两个坏蛋，将他狠揍了一顿。当两个坏蛋准备丢下他离去时，其中一个对他说：“你会活着的，因为我想让你永远知道，你是天下最愚蠢的人。两年前，就是在现在这个地方，我也做了两次内容相同的梦。我梦到，我应该到西班牙的原野上，去寻找一处破败的教堂。在圣器室的位置上生长着一棵桑树。我被告知，如果我在桑树的根部挖下去，我将挖到一批密藏的财宝。但是，我不至于蠢到为了一个做过两次的梦，而穿越整个沙漠。”那个人所说的地方，正是牧羊少年出发的地方。牧羊少年听罢，双膝跪下，仰望苍天，热泪盈眶。他重返他的西班牙草原，在他出发的地方，发现了一堆财宝。这是一个寓言性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财富不在远方，财富就在我们自己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