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这样的赫赫名声相比，陈平原有一个更为人们广泛接受的雅号——“平原君”。他的为人，与他的名字“平原”一样，平静、仁厚、亲和。在称呼包括记者在内的陌生后辈时，他总是在名字后面加个“君”字，谦逊有礼，颇具民国之风。同时，做事又认真不苟，说一不二。
    陈平原出身于汕头农业学校的教师家庭，在当地乡村，他家的藏书“富甲一方”。读博期间，他与从事晚清文学研究的夏晓虹结为夫妇，成为北大一对著名的“学术伉俪”。他曾闲刻一枚藏书章，表现夫妻两人坐在一盏台灯下读书的场景。
    刚刚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新书《阅读·大学·中文系》里，陈平原结集了51篇媒体答问，围绕着让中国几代读书人魂牵梦绕的“中文系”“阅读”“大学”，款款而谈。
    中文系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答《钱江晚报》记者屠晨昕问
    本文选自《阅读·大学·中文系》
    关于新书和中文系
    《钱江晚报》：您为何会想到推出以中文系为题的一本新书？
    陈平原：三年前，为纪念北京大学中文系创办100周年，我曾撰写了《“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其中提及：相对来说，本国语言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经济等）的教学及研究，集中最多的精英，也最有可能深入展开，并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此我以为，中文系师生有责任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设。不是不要专业，而是在专注自己专业的同时，保留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说到底，“人文学”是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知识”，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很可惜，这种“情怀”在当下专业化大潮冲击下，正日渐衰退乃至失落，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为“中文系”写一本书。
    《钱江晚报》：中文系被人们看作是“万金油”，什么单位都能去。在普通人看来，中文系毕业生可以适应各行业各种需要较好的文字功底的岗位，但并不适应专业技术性比较强的职务。您如何看待这种社会观念与现状？
    陈平原：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生80%进入研究院，很多人日后成为专家学者，不过，这在国内是特例。我们就说一般意义上的“中文人”，到底何去何从。
    今人喜欢说“专业对口”，往往误将“上大学”理解为“找职业”，很多中国大学也就顺水推舟，将自己降低为“职业培训学校”。
    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不少热门院系的课程设计过于实用化；很多技术活，上岗前培训三个月足矣，不值得为其耗费四年时光。相反，像中文系的学生，研习语言、文学、古文献，对学生的智商、情感及想象力大有裨益。走出校门，不一定马上派上用场，但学了不会白学，终归会有用的。
    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钱江晚报》：您曾经撰文讲述了一件事，您在北大医院看病，大夫看您名字眼熟，就猜您是哪个学院的，猜了一圈也没猜到是中文系。这样的尴尬是否说明，如今中文系的社会地位在下降？
    陈平原：中文系的地位，前些年的确是下降了，但现在其实有“触底反弹”的迹象。三年前北大百年系庆时我就说过，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今年，我遇到的各大学中文系主任都说，这几年招生的质量在上升，生源比前几年要好得多。中文系学生的就业，也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困难。
    当今世界，无论“语言”“文学”，还是“历史”“哲学”，都不可能成为门庭若市的显学；但中国的人文学科正逐渐走出低谷。
    关于大学学风
    《钱江晚报》：您有着“平原君”的雅号，学生们都特别喜欢您的儒雅、宽厚。在上课以外，您平时指导学生有什么独特的方式吗？
    陈平原：我坚持了好多年，每周跟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吃一次饭。不是下馆子，而是下课之后，师生各自打来饭，在教研室里边吃边聊，或专业研究，或生活琐事，或热点新闻。偶尔也会带他们出去春游、秋游或学术考察。在这种轻松的场合，更容易讨论一些即兴的、新潮的、大家都没把握的学术问题。
    我和夏晓虹各自指导的研究生因专业相近，组织了一个读书班，轮流做报告，互相切磋。我们有时也参加，但主要是学生们自己做。
    《钱江晚报》：您在《花开叶落中文系》一书中提及，行政化干扰，学风浮躁、急功近利，不仅是中文系和人文学科，也是中国大学教育共同面临的问题。为何我们的教授普遍比较浮躁？
    陈平原：中国大学之所以格外浮躁，很大原因是我们面对的诱惑太多了。教授从学校里获得的报酬，很可能比不上从外面得到的，这就使他们很难安心教学。
    我曾说过，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正业报酬太少，副业收入太多”。
    国外及港台大学的薪金制度比我们合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当讲座教授，他们给我的薪水很高，但有一点，以后学校让你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再有额外报酬。
    而我在北大教书，正式薪水很低，但有这个补贴那个奖励，合起来高于基本工资。目前全国大学都是这个样子。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好的管理制度。
    我们大家现在都“生活在别处”。以大学为例，门卫在读书，学生去打工，教授在走穴，老板来讲课，校长做课题，官员忙兼职。在一个正常社会，本应各司其职；你可以有业余爱好，但“副业”不能成为“常态”。否则，所有的人都不敬业，事情必定一团糟。在我看来，今天中国大学里老师们教学不够用心，是整个大环境决定的，不是几句道德说教就能解决的。
    《钱江晚报》：2012年9月，您从担任了4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职务上卸任，重新回归一名普通大学教授的身份。或许很多人不能理解，您为什么做出“弃官”的选择？
    陈平原：放长视线，系主任、院长、校长乃至部长等，都没什么了不起；作为读书人，若能成为一个大学者，那才是最值得骄傲的。系主任原本就不是“官”，故无所谓“弃官”一说；只有在中国大学，才有将系主任等同于“处长”这样的“奇观”。
    我当然知道，戴着“北大中文系主任”的帽子，游走四方时，还是比较吃香的。可读了这么多年书，还被这些虚名所羁绊，那就太没出息了。现实生活中，“当官”的好处确实很多，读书人若不能超越这些“利益计算”，那是做不好学问的。
    关于阅读趋势
    《钱江晚报》：之前在做客《锵锵三人行》时，您谈到，当人把记忆交给电脑、手机后，人脑会迅速衰退。如今许多人都遇到了提笔忘字的现象，人们的阅读趣味，是不是也会随着技术手段的改变而转移？
    陈平原：信息技术上的革命，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阅读习惯。我担心，读书本、读报刊、读电视、读网络，还是在读手机，这五种不同的阅读方式，本代表着知识传播道路上的不同阶段，如今同台竞技，让大学生们眼花缭乱，不知该如何选择。
    最怕的是，整天在网络上东游西荡，表面上忙忙碌碌，实际上收获甚微。还不仅是阅读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心情——面对网络上排山倒海、五花八门、激动人心、不读就OUT的信息，你还能沉得住气，潜心阅读思考吗？说句玩笑话，当下中国的读书人，可真是“五色令人目盲”。
    《钱江晚报》：周作人曾说，庸劣之书，“非特无用，且为大害”。在数字阅读时代，“庸劣之书”更是俯拾皆是。现在的读书人比以前来说，更需要选择的眼光与自我阅读的定力……
    陈平原：书有好有坏有雅有俗，但一般来说，相对于整个文化生产，经典的书还是更值得阅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层次的经典。有2000年的经典，有200年的经典，有50年的经典。能在读书人书架上长期站立的，就算经典。
    林语堂说过，他喜欢读极上流的书和极下流的书。我们应该读自己喜欢的书，为自己而读书。
    阅读·大学·中文系
    陈平原 著
    
    《阅读•大学•中文系》是著名学者陈平原将近年来公开发表的答记者问和口述，加以修订结集成书。本书收录五十多篇答问，所收各文，作者略有修饰，并修改了大多数的标题，但已在文后注明刊出时标题，以便检索。本书以“阅读”“大学”“中文系”，这三个关键词为重点，作者通过答问的形式，对当前社会以及学界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阅读：
    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地读书，那样的“漫卷诗书喜欲狂”，才是读书的理想状态。
    关于大学：
    当下中国大学，有生气，但乱哄哄，通病在于急功近利，无论老师、学生，治学都不够踏实，也不够从容。这种状态，必定倾向于零敲碎打，要出大学问，很难。
    关于中文系：
    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
    怀想中大
    陈平原 著
    
    本书是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散文集，既是一位中大学子对母校及师长的怀想，也是一位学人对当代大学教育的思索。在作者笔下，往事、故人、旧物皆有意蕴。展卷其中，读者能感受到这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深厚的学养，也能感受到这位中大学子一颗拳拳的爱校之心。
    书分三辑，第一辑从一名中山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大学生的视角，谈及作者如何进入大学校园，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生活，捡拾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第二辑怀念师长，忆述黄海章、董每戡、陈则光、吴宏聪等诸位著名学者，他们执着地行走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努力保持独立的学人品格。第三辑收录了四篇作者在中大的演说辞，对当下大学文化及高校教育进行了针砭与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