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常有亲友问我：“你是做哪方面研究的？”当我回答是“诗词研究”时，他们在客套两句“那很美、很有意思”之后，往往会流露出失望的神情，甚至有人坦言：“这究竟有什么用？”此种情境经历多了，我有时也会反思人文学术研究的意义，结果无奈地发现：伴随着讲求实用、效益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占据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系统的中心位置，今天的人文学术研究正在丧失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和回应能力，越来越“边缘化”。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能够直接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其价值和功能较为直接、明显。相比而言，人文学术的作用显得有些间接、隐晦。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学术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只不过其价值、功能的发挥，具有独特的方式和特点。借用老子的话说，人文学术乃“无用之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有之以为利”，而忽略了“无之以为用”（《老子》第31章）。实际上，人文学术通过作用于每个个体的心灵，进而对整个社会群体发生影响。它能够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提高人的道德、审美、思辨等人文素质，并从意义和价值角度对人类行为不断进行反思、批判和引导，从而使人类社会远离由之起源的动物界，朝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人文学术这种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并不是源于某种先验的律令或通过抽象的思辨、推理得到的，而是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获得和积累的。“人是在实践中不断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也是通过在实践中认识自然和社会中不断返回主体，不断认识人类自身和精神活动的本质。”这决定了人文学术研究必须密切关注现实，关注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产的实践。只有葆有关注现实的深切情怀，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人文遗产的精神实质，才能结合时代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促进人文学术价值和功能的发挥，由此实现人文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一般人心目中，陈寅恪是擅长考据的大史学家，也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化身。然而，刘梦溪一针见血地点明，陈寅恪的学术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他的著作里面蕴含有深沉的家国之情”。“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是陈寅老全部诗作的主题曲，“也是打开他著作宝库的一把钥匙”。倡导“新史学”的梁启超亦强调：“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
    其实，何止梁启超、陈寅恪，纵览古今人文学术发展的大势，凡有重要创获的学说或论著，大都是顺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密切关注人的生存境遇，为解决现实问题和困境提出或撰著的。传统儒学心性论和本体论不发达，中唐以来，有不少文人弃儒归佛。唐人刘禹锡曾就此分析道：“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寝息。”（《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较为系统的心性论和本体论，成了振兴儒学的迫切需要。韩愈和“北宋五子”等儒家学者在和佛门释子之间展开的排佛和反排佛的思想交锋中，积极吸纳佛学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不断从本体高度阐发儒家思想、深化儒家性命之学的内容，从而使传统儒学获得新生，催生了更具思辨性的理学。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空前加剧的民族灾难，发扬和凝聚民族精神、激起全民族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成为战时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身处国难当头、颠沛流离的历史情境中，不少学者思想受到严重震动，他们对本国历史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纷纷从不同角度和方面阐释、弘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诚挚深厚的爱国情怀，以图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谋求出路。1938—1946年之间，冯友兰先后撰写了《新理学》《新事论》等六部著作。他借用《周易》“元亨利贞”之意，把当时国家形势称作“贞下起元”（即艰危正在过去，曙光就在眼前），并将其论著命名为“贞元六书”，充满了对抗战胜利、民族复兴的热切希冀。在《新原人·自序》中，冯友兰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也，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冯友兰正是抱着为复兴大业构建思想基础的目的进行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树的。他结合自己深切的现实感受，系统梳理和反思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并赋予其新义，期望将之运用于救亡图存的社会实践，由此成功实现了继宋明理学之后“先论旧学，后标新统”（《新原道·自序》）的“接着讲”。可见，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既呼唤人文学术研究关注现实、回应现实，也为人文学术研究提供了创新、发展的契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用王国维的著名论断，说“一代有一代之学术”。
    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学术研究，很难说抓住了时代赋予的创新、发展契机，反而呈现出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我们看到，在人文经典普及读本或讲座持续热销、受大众追捧的同时，人文学术研究却在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旗号的掩饰和所谓“纯学术”、“学术规范”等外衣的包装下，外在视野慢慢萎缩，越来越脱离现实人生，越来越漠视当下文化建设，越来越无力也不想回应重大社会问题，正在逐渐沦为“象牙塔”内学术小圈子里的人们自玩自娱的精致的智力游戏。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例，研究者显露出“对陈年积古的文物的畸恋，对考据索隐的方法嗜好，对清代朴学的成就的输诚折服”，“表现出重中国古代文学基本文献和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轻理论阐释，造成意义与价值评判缺失的研究倾向”。凡此种种，因为违背了人文学术发展的规律，故导致和彰显的不是人文学术的繁荣，反而是“日益狭隘的学术视野，日益浅薄的学术素养，日益僵化的学术思维，日益封闭的学术心理。这充其量只能造就学术性作品量的堆积，而决不能提高学术的质量，只能是一种衰弱的学术”罢了。
    不可否认，人文学术研究的边缘化，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大众文化的勃然兴起造成的人文学术及其研究者整体地位的边缘化有一定关系，但我们不宜夸大这种影响的必然性。在没有了兵荒马乱、政治压力等外在强力干扰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个人选择就成为决定人文学术研究整体格局与去向的直接原因。人文学术及其研究者整体地位的边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社会建制正常化的结果，具有一定必然性。正如童庆炳所云：“边缘化是学科学术本位的回归，它带来对学科独立品格的追求。”同样，边缘化的境遇也为人文学术研究者形成独立、批判的人格提供了可能。面对“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现代社会的突出难题，人文学术研究者更应该通过独立、自主的研究做出回应，从边缘化的独立立场发出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主流”声音，永远守望人类的精神灯塔，推动人文学术的创新、发展。
    当然，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人文学术及其研究的独立品格，是其应有价值和功能发挥的前提。我们呼吁人文学术研究关注现实，并不是无视人文学术的特点、规律及其价值和功能的限度，让人文学术直接服务于某种政治、经济目的，甚而沦为世俗功利的“传声筒”或工具；而是在坚持学术独立的前提下，倡导研究者和普通大众一起深切地感知时代脉搏，回应时代问题，在推动学术创新、发展的同时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构建提供有益启示。建国前三十年，在政治权力的强烈干预下，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观念或理论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学术研究中，“厚今薄古”、“以论带史”等方针、主张相继出台。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例，人们普遍滥用阶级分析等庸俗社会学方法，将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进步和反对等类型，分别予以肯定或否定。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便认定他具有反抗皇权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讴歌、赞美不已；宋江接受诏安，就认为他投降、搞修正主义，是反面教材。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比以前宽松了很多，但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各种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文章仍然没有绝迹。比如，随着旅游业的勃兴，“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蔚然成风，各地纷纷“争抢”文化名人或文化遗产。为配合这种“争抢”，地方不惜花重金征求并刊布有利于自己的“造势”文章，其中不乏学界名人撰写的荒唐、“雷人”之文。这些，说到底都是为稻粱谋的“伪学术”。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文学术及其研究一旦丧失了存在的独立品格，沦为婢女或工具，也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价值和功能，从长远来看，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灾难。这是历史昭示给我们的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