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舞台艺术与电影颇有渊源。图为戏曲艺术片《包公赔情》《燕青卖线》宣传画。视觉中国 资料图片 【现象级】 戏剧与电影本是相对独立的两个艺术门类。可当部分改编自戏剧的电影,如《驴得水》《夏洛特烦恼》《十二公民》市场大卖后,一些人很兴奋,似乎抓到了又一个万能的IP。在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当下,“改编自戏剧的电影”能否成为拯救市场的灵丹妙药?电影创作中的戏剧改编热会持续升温,还是会昙花一现?笔者无意于卷入电影《驴得水》引发的言论酣战,但想以这部影片为引子,谈谈戏剧与电影的历史渊源以及“戏剧电影”这一电影形态或现象的现实启示。 “影戏”的前世今生 电影于1895年12月28日诞生于法国巴黎。作为新生的艺术“婴儿”,电影难免要从诗歌、戏剧、绘画、雕塑、音乐这些古老的艺术品种中汲取营养,尤其是借助戏剧传统的表现技巧。在其诞生之初,电影便在美学上产生了两大分野:卢米埃尔的本真描摹最终走向了写实主义之维;梅里爱则借鉴传统戏剧的诸种方法如剧本、演员、化妆、布景及景和幕的划分并将其运用到电影的拍摄过程中,实际上将电影视为“舞台奇观的完善”,从而产生了舞台戏剧片的传统。 回溯中国电影史,1905年我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就是将谭鑫培的京剧表演直接“拷贝”到银幕之上,时人称之为“戏曲电影”或“影戏”。窃以为“影戏”之称最为恰当,其艺术本质仍是“戏”,只不过是经由电影技术转化呈现而已。中国早期电影的叙事方式和表演风格基本上都是从戏剧中借来的,但并不是传统戏曲,而是文明戏(在日本“新剧”的影响下发展起来,是话剧的雏形),其影响旷日持久。 舞台戏剧片一向受到信奉“纯艺术”“纯电影”观念人士的诟病,也的确产生了大量“凡铁”,但亦不乏熠熠生辉的“太阿”。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亨利五世》《王子复仇记》《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诸多剧作被悉数搬上银幕,其中,奥逊·威尔斯的《麦克白》和劳伦斯·奥利弗的《亨利五世》的艺术性受到高度肯定。在我国,《雷雨》《日出》《茶馆》等经典话剧也有过不俗的电影改编版本。 除了对戏剧经典的改编外,当代戏剧作品被成功转换成电影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十二怒汉》《欲望号街车》《杀戮》《海上钢琴师》《歌剧魅影》等。其中,《十二怒汉》从1957年由西德尼·吕美特导演第一次拍成电影之后,经历过数次翻拍,包括1997年威廉·弗莱德金的版本,日本1991年翻拍的《12个温柔善良的日本人》,俄罗斯2007年的《12怒汉:大审判》,以及2015年由徐昂导演的中国内地版本《十二公民》。当然也有改编之后“水土不服”的,例如长演不衰的本土话剧《暗恋桃花源》,其电影改编版本就远未达到预期效果。 理论研究领域也从未停止对舞台戏剧片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将其视为“异端邪说”。我国电影理论界在新时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戏剧化/影戏”热潮,《丢掉戏剧的拐杖》《戏剧与电影离婚》《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一系列文章指出了戏剧化对电影语言自身发展的阻碍,倡导电影本体论,呼吁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电影语言。这一理论热潮,应该追溯至遥远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电影美学革命,其中安德烈·巴赞居功甚伟,他标榜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为电影与其他艺术之间树起了分水岭,使其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盲目效仿戏剧是开电影艺术的“倒车” 究竟什么是“戏剧电影”?恐怕至今无人能够明确定义,其内涵和界域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从其外在形态上加以观照。戏剧电影大致上可以分解为两种意义不尽相同的形态:一种是由戏剧改编,直接将戏剧经过摄影机的镜头再现于银幕之上,实质上就是戏剧,它所制造的基本上是舞台的效果;另一种是戏剧化创作,采用传统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没有舞台的痕迹,观众能从中感受到戏剧性的氛围、节奏、结构及其所制造的戏剧化效果。影片《驴得水》显然属于第一种形态。这种形态特征首先表现在影片的戏剧冲突上。影片采用契诃夫的圆圈式戏剧动作结构方式,四位老师几次将手搭在一起相互鼓劲,可是除了第一次四个人全部聚齐之外,后面总是缺那么一个人,直到最后一次,画外传来了张一曼自杀的枪声。故事主线主要是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通过一次比一次更强烈的人物冲突,人性的丑恶被逐一揭露,历史与现实被洞穿,从而构建出一个很高级的民族寓言。 《驴得水》里的小村庄和学校都是具有舞台化特征的封闭空间,这本身不应该成为众矢之的,大家忘了《小城之春》的艺术成就了吗?其中之一就是舞台化的空间特征。费穆导演只让五个演员在一个小城里活动,没有其他居民,镜头甚至都不向城墙以外的空间移动。这种封闭的空间在加强戏剧张力的同时,投射着更深层次的隐喻意涵。同样显著的例子还有电影《十二怒汉》,所有冲突都发生在那间狭小的陪审员休息室。 《驴得水》既然是一部电影,就该以电影的标准去衡量它。有人宣称:“就算《驴得水》是山东快板,也值五颗星。”笔者认为这“五颗星”是给话剧剧本的,而不是给电影文本的。没有人说电影不可以向戏剧取材,但在取材过程中要按电影美学规律加以处理,这是专业常识,否则往轻了说是“业余”“偷懒”,往严重了说就是开电影艺术的“倒车”,就跟《爸爸去哪儿》那样的综艺电影没什么本质区别。 “第七艺术”应保持独立美学特性 时至今日,电影艺术经历了数番变迁,但它仍在从戏剧中寻找灵感,且更多是将从戏剧那里拿来的东西再还回去,电影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不断地大浪淘沙,逐渐确立起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和美学体系。 戏剧可以向电影“输血”。早在20世纪50年代,安德烈·巴赞就在《戏剧与电影》一文中提出“戏剧提携电影”的观点。首先,戏剧可以为电影提供素材。抛开经典戏剧不说,时下上演的舞台剧也不乏精品之作,其剧本经过反复打磨,远胜于各种粗制滥造、短期速成的电影剧本,电影完全可以从中取材再进行电影性转化。其次,戏剧可以为电影增加形式。戏剧美学可以被创造性地运用到电影里去,以形成独特的电影性。以经典戏剧电影《亨利五世》为例,导演劳伦斯·奥利弗让剧院的观众、舞台、幕布和后台出现在镜头里,让观众产生一种观看莎士比亚时代现场演出的幻觉。他不仅没打算将戏剧的假定性有所遮掩,反而大大地强调这种假定性,以便与电影的真实性取得某种平衡。 电影也可以反哺戏剧。电影发展到一定阶段,脱离了依附戏剧的幼稚时期,便自然开始反过来对戏剧产生影响。电影开始促进戏剧导演的观念革新,戏剧导演们尝试将影像元素与舞台艺术结合,打破戏剧舞台“三面墙”的空间限制。电影通过对戏剧的改编还有助于普及戏剧文化,帮助观众从广度上和深度上理解戏剧文化,从而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院。此外,一部高票房、好口碑的电影自然会衍生出诸多文化产品和艺术形式,其中就包括改编的舞台剧。1994年电影《狮子王》上映后,受到美国观众的热烈追捧,百老汇在2013年推出了音乐剧《狮子王》,吸引了近75万名观众,连同期的许多好莱坞大片都不是其对手。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应该始终保持独立的美学特性——其实就是最近围绕影片《驴得水》被反复提及的“电影感/电影性”,它是电影之所以为电影的根本所在。剪辑、景深、场面调度、时空关系、镜头的“推、拉、摇、移、跟”等电影技法,联合为观众营造一种现实的幻象,是别种艺术永远无法替代的。所以,当别种艺术向电影转化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电影感/电影性的“加持”,这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底线。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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