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南:所谓城市文学、非虚构、代际批评
最近几年,很多人都对文学批评提出了批评,认为批评变得学院化、封闭化,陷入失语状态。但我觉得,文学批评对文学现场出现的问题是有回应的。比如,当下的文学批评中有三种非根本性的热门话语,分别是城市文学、非虚构,以及代际批评,它们的提出,就跟文学在短期内的变革需求有关系,是对文学现场的热切回应,尤其跟出版、期刊等形成了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些批评话语的得失,很多时候需要与文学的出版、发表等进行关联才能看出。 我之所以说这三种批评话语是非根本性的,是因为它们都不是从文学本体出发的。它们并非围绕文学的根本话题展开,比如什么是文学;它们也不涉及文学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怎么写的问题;它们甚至不涉及文学的价值论,比如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坏的文学。 这里不妨从非虚构来谈起。非虚构写作成为一种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跟《人民文学》杂志从2010年开始设置“非虚构”栏目有关系。其中《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作品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后,引起了热烈反响。不少批评家对此展开研究,使得非虚构成了近年来文学批评中的热门话题。 又比如城市文学。城市文学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热门。很多人呼吁加大城市文学写作比例的原因有几个:第一,生活现实迫切要求我们关注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写好城市,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处理我们的生活经验。第二,在前几年的出版、发表和评奖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乡土文学的作品,用评论家李敬泽的话来讲,主要写的都是“我们村里的事”,大家都渴望看到某种新的变化。 代际批评也是如此。这几年,以代际来划分文学较为常见,“70后”文学、“80后”文学、“70后”批评、“80后”批评等命名方式,在文学出版和文学期刊中非常常见。举例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也在筹备当中;河南文艺出版社则出版了“80后新活力文丛”,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收获》《创作与评论》《名作欣赏》《西湖》《青年文学》《大家》《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等刊物,都先后推出过关于“80后”、“70后”作家或批评家的栏目。 对于城市文学、非虚构、代际的命名方式,批评界实际上有很大分歧,包括它们能否成为一种批评话语,很多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觉得,从文学现场出发,这几种批评话语都一度起到了重要作用,跟文学出版、发表等形成了非常有效的互动。比如代际的命名方式其实是有局限的,可是借助这样一种命名,很多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开始以群体的方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一些佼佼者的个人形象也逐渐变得清晰。这其中,“80后”最为典型。如果不是这种命名以及代际批评的及时跟进,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很可能是严重滞后的,也是片面的。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三种批评话语的学理性都是有限的,很难在逻辑层面做到自洽。在这三种话语当中,相对而言,城市文学可以进行理论建构。但非虚构遇到的问题就非常大。首先,我们始终无法给“非虚构”一个相对确切有效的界定。前段时间,我读了吴义勤和李洱主编的《文学现场对话录》,参与对话的,主要是李洱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届的客座研究员。书的开头两篇对话,就是谈非虚构和虚构的问题,参与者对非虚构的模糊性都有疑虑,包括写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 这两部非虚构作品的梁鸿,在里面也谈到自己对这种命名方式的困惑。 许多人在肯定非虚构写作时,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文学创作正变得越来越书斋化,与现实无关,虚构文学变得毫无实感。很多人对非虚构的好感,是跟对虚构文学的失望连在一起的。非虚构的命名形成了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思维的怪圈。当文学一味写实,我们强调虚构的意义;一旦虚构不能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又会强调写实的意义。如果只是重新颠倒,我们始终很难形成更为整全的文学观,即意识到好的文学作品是综合性的,就像傅雷所说的:“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巧,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事实上,非虚构和虚构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两者就好比是左手跟右手的关系。强调非虚构,好比是在右手受伤时,我们寄望于左手来完成某些工作;然而,要想真正进入自如的状态,还是得靠左右手的互相协调。 代际批评话语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在《创作与评论》杂志参与主持了两个以代际命名的栏目——“对话70后”和“80后文学大展”(后改名为“新锐”)。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通常只有针对作家的个案解读才有较长的有效期,一些试图进行理论建构的文章或者专著则很快就会失效,或者干脆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比方说,不少论者想从文学传播、媒介的角度来谈“80后”文学中出现的新变化,认为他们是断裂的一代。但他们的论述跟现实是脱节的,他们注意到的只是较早受到关注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等作家,像王威廉、双雪涛、郑小驴、蔡东、文珍、马小淘、孙频、刘汀、李晁、陈崇正、林森、甫跃辉、胡竹峰、草白、冯娜、吕魁、曹永、唐不遇、周齐林、寒郁、叶临之、包倬、宋小词、马金莲、王哲珠等跟文学传统有密切关联、出场方式也相对传统的作家,甚少会进入他们的论述视野,而这样的作家在“80后”写作中所占的比重又是巨大的。 要而言之,我认为,对于这三种批评话语,我们既要看到它们的意义,也要看到它们的局限。文学批评固然要面向文学现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并不是文学批评唯一的使命。批评必须有一种自我建构的能力,在逻辑层面是自洽的,有说服力的。这三种批评话语固然可以运用到批评当中,但应将之作为一个理解问题的入口,我们在运用的过程中,还必须引入其它视角,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是需要回到文学本体本身,从什么是文学、如何写作、文学的评价标准等基本问题入手,来寻找新的批评话语,如此,文学批评才能真正获得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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