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出身进入少儿出版领域，在童书出版的文化行为中实践自己的理论观念，出版视界的逐步开阔不断反哺其理论的路径与方法，这就是孙建江的独特“身份”。
    孙建江对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整体推进是意义特殊而重要的。他属于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中个性鲜明、成就独特的“这一个”。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儿童文学研究气度、理念与成绩的“唯一性”，同时还有其“文化身份”的个别性，他是国内将儿童文学“理论、创作、出版”三种身份集于一身，且在每个领域都作出不菲成绩的少数者之一。最主要的是，这三种精神创造实践经验的体悟与融通，为他的各项儿童文学事业都注入了别开生面的创造力与独具慧眼的辨识力，铸就了他开放包容的童年文化价值视野，使其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版图中留下了独属于自己的深刻文化印痕。
    整体考察孙建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成可以发现，孙建江是一个彻底透明的“儿童本位”理念的坚守者，他将本位意识贯彻实践在其儿童文学活动的任一环节中。基于这样一个本质的“站位”，奠定了其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向度的“内倾性”，即他观照阐释问题的理路总是突破外围，努力“往里走”，进入对象“内部”去探究触摸其肌理结构与实在的内容，这使得他的理论发现与阐述具有了极强的原发性与创新性，由此也开拓出了属于自身的儿童文学艺术活动空间，这也是他各项儿童文学事业所以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孙建江较早的写于1983年的一篇论文《严文井童话的运动美》，选题即已体现出强烈的儿童本位意识，以此他确立了自身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科学”的逻辑起点，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问题领域。此后，围绕着对“运动”立体概念的阐述思考，孙建江的基础理论建构逐步深入开来。1985年他研究罗·达尔的童话《奇异的巧克力工厂》，对文本“现实的世界与幻想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敏锐感知，使他捕捉到儿童文学中一个更富理论召唤力的研究课题——“空间”。以西方美学、哲学、文艺理论、思维科学，中国古代文论，西方儿童心理学，中国现代以来的儿童文学理论为资源，他完成了填补学术空白的著作《童话艺术空间论》。该书突破学界认识童话的固定思维模式，引入了崭新的理论视点、丰富的学理资源、新颖的文本个案，自立框架，自设命题，多角度多层次探讨了童话艺术空间的来历、构成、与儿童读者心理机制的呼应、功能网络等议题。
    除了对童话这一文体展开具体研究，孙建江还对“寓言”这一文体“情有独钟”。他是个寓言作家，他的寓言集《美食家狩猎》荣获过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上个世纪80年代初，除了创作寓言，孙建江还写过很多关于寓言的理论文字，如“寓言的概括性”“寓言的教训性”“寓言的幻想”“寓言的比喻”“寓言的故事性”“寓言与童话的区别”等。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界最早提出、关注、系统研究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人首推班马，作为“志同道合”者，孙建江也是积极推动此一理念的重要人物。1991年他以“游戏精神”为题的文章，虽然不长，但已经很精准地把握了“游戏精神”之于儿童文学的核心价值。新时期是当代儿童文学基础理论在各个面向被逐步填补空白的重要时期。八九十年代是这一代理论批评工作者理论感觉与理论状态最为敏感、活跃的特殊时期，他们在其时生成的理论对话场域与提出的理论建设思路一定程度上说至今都再没有被超越。1990年，方卫平、班马、孙建江三人关于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发展有过一次对话，三人的言论涉及到相当丰富的基础问题框架，都发表了很精辟的见解。在这次对话中，有几个孙建江提出的观点颇值得注意，尤其放在其个人学术发展史的过程中去看。
    一是他指出，“研究者们往往重具体评论，而轻基础理论的建设”；二是他指出，“与成人文学研究相比，儿童文学研究最根本的不同点，或者说儿童文学研究的理论个性就在于：它的一切发生都是由特定的读者而决定的”；三是他指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目前已经或正在走出它的低谷期，这是我国几代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尤其需要有一种整体意识，需要有一种全局观念。这不仅仅是指具体的操作，更是指一种方法论”。
    1997年8月，孙建江应邀出席在韩国汉城召开的“世界儿童文学大会”，在会上他发表了题为“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的大会主题演讲，其时中国的儿童文学还未进入到如当下的充分市场化形态，也即“艺术与大众”的文学与阅读现象还并未发生清晰的分野，文化实践本身并未提供出相当的经验去概括形成理论命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建江能透彻解读这两个概念，并对其接受效应与价值取向作出辩证分析，实属难得。
    1995年，孙建江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作为学界第一部以“二十世纪”为题的儿童文学研究专著，孙建江对此选题的把握体现出了相当的学术思想与体系建构能力。著作研究历史但不是对史的描述，立意在“导论”。“导”意为引导、牵领，但亦有疏通、通达，或开导、启发之意，所有这些意旨都要求“导者”自己能“超高、拔出”，立于史实之上，以“论”显出自身对研究对象的深度认知与思想穿透。
    深入推动对台湾儿童文学的具体研究，促进两岸儿童文学的实质性文化交流，将两岸儿童文学纳入整体的“中国儿童文学”视野内去观照思考，是孙建江持续时间最久、研究最系统、最有建树的一项工作。扫描其90年代初以来的很多研究论文，都是关于台湾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解析，这项工作在同时代绝对处于遥遥领先者。且这些论文的发表地有的是在大陆，有的是在中国台湾，这样的话语空间，创造出了非常积极的“互动”接触效果。
    重读安徒生童话一直是孙建江的一个工作计划，这一想法和台湾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桂文亚的一个选题计划正好重合，应桂文亚邀请，他承担了“重读经典文丛”中有关安徒生童话的这一本。著作完成后，大陆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于2004年1月出版，台湾民生报社2005年1月出版。著作的出版适逢2005年的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很幸运的是，由台湾方面报备，孙建江的著作获得了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组委会（HCA2005）的LOGO标识授权，并成为了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中唯一的一部被授权允许使用LOGO标识的华文安徒生研究论著。
    新时期以来，作为一名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孙建江一直努力在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上开垦着一个又一个的理论空白点；作为一名在浙江少儿社工作的编辑，他潜心琢磨研究的则是一个又一个“原创选题”的开发。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出身进入少儿出版领域，在童书出版的文化行为中实践自己的理论观念，出版视界的逐步开阔不断反哺其理论的路径与方法，建构更为开放包容的童年文化价值观，这是孙建江在30多年的研究与从业经历中形成的独特“身份”。
    对“出版与儿童文学”的关系研究，是孙建江在跨学科视域下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开辟出的另一个重要的方向领域，且因为其个人在此关系两方面的“亲历性”，使其研究突破了纯学理性，带有一线在场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性。他以理论制造了实践，反之以新实践的现象再去开拓总结新的理论，又再次生成了新理论空间。这是其“研究与出版”两栖身份为中国儿童文学带来的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李利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