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子：写作是如何进入你的生活乃至生命？
    陈永和：因为我母亲在大学图书馆工作，小时候经常跟着母亲去单位，大概从小学二年级起，就把图书馆里的书一架一架地看过去，从童话到中国小说、外国小说……在漫长的阅读过程中文学的因子大概就慢慢地渗透到血液里去了，读书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从热爱读书到喜欢上写作，应该算是水到渠成。我父亲是位剧作家，在家的时间都见他在写作，我走上写作的道路恐怕多少也受到他的影响。
    秧子：去年和今年，《收获》分别推出了你的两部长篇小说《一九七九年纪事》和《光禄坊三号》，有一种厚积薄发的势头，但之前你的作品并没有发表得很频繁，为什么
    陈永和：我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写小说，陆陆续续地写到现在，四十多年了没有间断。一开始没有积极去投稿，写作的目的也不是冲着发表，心里就是有一种想写的冲动，充满做自己喜欢的事的那种快感。像《一九七九年纪事》这部长篇，很早就写了，写完后觉得不满意，又改不来，就一直搁着，后来电脑坏了，以为稿件都没了。大概过了十年左右，有一天整理房间忽然发现了作品的打印稿，看看觉得还颇有意思，也重新找到了修改的路径。在这部小说稿沉睡的十年里，自己的思想和经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重读时跳出了自己，像是另一个人在看自己写的东西，那种感觉很奇特。改完后就很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小说，了解那个时期的人们身上都发生了什么。
    秧子：在你的创作生涯中有哪些作家曾对你产生影响？
    陈永和：喜欢的作家很多，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他们一位是哲学家一位是小说家，但却是同质的人，对人性的了解都特别深刻。我认为一个人的基因和出生的环境决定了你能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什么，以及长大后做什么。我这辈子最关心的就是人。
    秧子：能否谈谈旅居日本这件事？
    陈永和：我1987年赴日本留学并在那里定居至今，去日本仿佛让我多了一双看世界的眼睛，也使我加深了对人的认识，感觉像是多活了一辈子。喜欢的日本作家有很多，比如太宰治、远藤周作、三岛由纪夫、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
    秧子：因为你既在国内生活也在日本生活，这其中最让你有感触的是什么？
    陈永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人跟人之间距离长度不同。特别体现在家人间与朋友间。比如，我婆婆，去女儿家住都有顾忌，怕影响女婿。对儿子也一样，不愿意打搅儿子，比如我跟她在说话，儿子回来了，她一般就会马上走开，让我跟她儿子呆在一起。母子母女间如此，就不用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了，相互间都有所顾忌，朋友之间就更不用说。所以，与日本人处久了，你也会不知不觉变得对人顾忌起来。这其中没有好坏，只有习惯不习惯的问题，即你的身体处在哪一种人际关系间更舒服。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的身体已经习惯我们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只有在中国式人际关系里才更舒服更自在，所以那种亲人朋友间的距离顾忌总让我不舒服不自在，总想逃离。中国人“我”这个字的内涵与日本人不一样，中国人的我不仅指我，也包括我儿女，夫妻，我兄弟姐妹，甚至七大姑八大姨，甚至朋友，而日本人我的外延可能就止在我，儿女夫妻就只剩下半个我，兄弟姐妹就是外人的开始了（这是日本一句俗语），更不用说七大姑八大姨了。
    秧子：我觉得你身上一直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的根源在哪里？
    陈永和：我有理想主义色彩吗？或许有。我不知道。我很少用什么主义的眼光看已看人。我这样想，当你说一个人是什么主义的时候，你就把他或她身上其它存在的主义排斥了，就像给这个人戴上一顶帽子，别人一看到他就先看到他的帽子，然后不自觉地就会多出许多对帽子的暗示与联想，这其实已经不是他了，根本就是另一种东西。人实在太复杂了。但你看到的理想主义色彩，或许这是小时候环境在我身上涂上的一层色彩吧，那时候，我天天都被教育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儿童。童年的色彩就永远留在我身体里面了，就是到现在，它也还是可以从我身体里一呼而出，汹涌澎湃。但是在我的意识里，如果说我身上有什么主义，我更倾向悲观主义，我对人挺悲观的。
    采访者：秧子，《福建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