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黄永玉对杨先让说：“我一定要写你。”
    
    2011年创作彩绘作品《家园》
    
    虽然“嚷”出了一个民间美术系，但是这个系建立之初杨先让还是有点“心虚”，“我是学油画的，后来搞了版画，都是西方的艺术，民间美术我不懂啊，所以我要去考察民间美术的来龙去脉。”接下来的这四年，除了教课招生，杨先让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去黄河沿岸具有代表性的8个省7个民族考察。用杨先让自己的话说，考察完了，民间美术也“通”了。“以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传统民族民间艺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丰富多彩，中国还因为封建朝代的长久延续，使得闭关自守的多民族文化一直延续至今。但是走到今天，中国正在面临社会变革和民俗改变，民间艺术正处于消失的危险境地。”提起这趟考察，杨老的语气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考察的时候常听说谁谁谁的东西特别好，等我们灰头土脸跟出土文物似的赶过去了，一打听人死了，东西也跟着烧了，‘人死艺亡’，让我们怎么抢救？传统民间艺术濒临灭绝，这确实是我们亲眼看到、体会到的。只好收集一点是一点。”即便如此，在田间地头窑洞里，他和团队还是捕捉到许多不知道哪天就会消失的民间艺术和艺术家，收集了近万件民间艺术品，深入研究了剪纸、面花、刺绣、年画、玩具等等，录制了一部《大河行》的纪录片，回来后出版了一本震傻了黄永玉的《黄河十四走》。
    黄永玉在《天末怀先让》里写道，“《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还写道，“他把近百年来张光宇、张正宇、张仃、郁风、廖冰兄这些前辈老大哥为中国民间美术实践、奋斗、呼号，由于力薄势单成不了气候的凄楚处境，变成无限广阔的灿烂局面。”
    写作非专长而是灵感爆发
    1992年，杨先让和妻子张平良退休后，前往休斯敦与儿子一起生活，夫妇俩人的彩绘、油画、版画、国画、书法和民间美术作品分别在休斯敦的画廊和博物馆展出，还有多家大学邀请杨先让去做讲座，“我本来就是教学岗位上退下来的，大家喜欢听，我也乐意讲。我讲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还有中国民间艺术，之后还讲到中国美术界的名家，我的恩师徐悲鸿、齐白石、李苦禅、蒋兆和。人艺带着《茶馆》来演出，我就讲老舍，讲人艺，讲焦菊隐，讲话剧发展史。”
    讲座所到之处都是人满为患，杨先让自称“受到鼓励把其中的故事写下来”，因为讲徐悲鸿，他完成了《徐悲鸿——艺术历程与情感世界》，而因为出版了《黄河十四走》和《中国乡土艺术》精装本，讲中国民间艺术成为不可避免的文化交流活动。杨先让说，在海外生活的那些年，办展、讲座和写文章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生活。谈起写作，杨先让会自谦说：“我是画家，写作不是我的专长，可是美国的居住环境宽敞安静，会经常有感而发，往年脑子里储存的一些零散的感性认识，会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思维，写出来就是一篇颇好的文字。这大概就是老年人的常态吧！”
    在他的文章中，有不少都是追忆逝去的老师、好友的，他写徐悲鸿、李苦禅、罗工柳，孙多慈、江丰、彦涵，等等，这些文字里夹杂了许多感慨，写到动情处他还会掉眼泪，“这些人的人品艺品我都看在眼里，没有他们就没有杨先让。一会儿告诉我这个没了，那个死了，我这么爱他们，能不想他们、讲他们、写他们吗？”
    四本文集 一个人的百年美术史
    2008年，杨先让从美国带了一部分文稿回北京，准备出版自己的第四本文集，而这些稿子都是曾经在当地的报纸发表过的文章，后来他回国又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的好朋友多马建议将他的前三本文集再加上后来的文稿，重新编排出四本文集。
    《我是岛里人》是以杨先让的经历和家庭风云为内容，《三人行》是写文艺界的人和事儿，《梦底波涛》是关于民间美术的一系列文章，而《我为主》写他在国外的十几年经历。这套文集出版之后，被业内称为“一个人的中国百年美术史”。值得一提的是，四个标题都经过好友黄永玉的“微调”，比如把原来的《良师益友》改成了《三人行》，把《呐喊民间》改成了《梦底波涛》，黄永玉还给四本书亲自题字。杨先让说，“美院那么多同学，我感觉真正能玩儿得起来的就是他，我们俩多少年没见面，一见面绝对是无话不说。你知道黄永玉对我了解到什么程度吗？黄永玉的闺女说，爸，杨叔叔的书您看了吗，您就题字，黄永玉大笑着说，他的书我还用看吗，不看我也能写。”
    采访结束后，杨老拿出好几叠写满了字的信纸递给多马，这是他为即将要出版的版画集和彩绘作品集新写的一些文字，洋洋洒洒两万字，上面还有不少涂涂改改，显然是花了不少心思。妻子张平良的双腿骨折，并未痊愈，他每天照顾妻子，还要买菜、做饭，折腾花草，剩下的时间就坐下来写作。“每张版画我都写了创作过程，这样就不是单纯的画册了，一个人的特点就出来了。”边说还边给客人们续茶，劝大家吃樱桃，“别的没有，樱桃管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