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翻译为生命的何道宽
    
    理解媒介
    
    上周，有两位“90后”翻译家在朋友圈先后刷了屏。一位是96岁高龄的翻译家许渊冲，出现在央视节目《朗读者》中。另一位是90岁华诞的翻译家文洁若，再版了她和丈夫萧乾合译的《尤利西斯》。
    人人都知道文学翻译，但学术翻译却一直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而在深圳，就“隐居”着一位学术翻译界的“大牛”——深圳大学文学院原副院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何道宽。
    作为国内引进麦克卢汉、跨文化传播和媒介环境学的第一人，最近，河道宽的译作精选20种、500万字结为《何道宽译文集》，拟于明年出版。不出意外的话，这将是国内第一部学术翻译作品选集。
    不负深圳这片沃土
    晶报：您的译作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及外语翻译专业的拓宽功不可没，可以讲讲您引进这些学术理论的初衷和体会吗？
    何道宽：1980年，我有幸成为新时期首批外派的交换学者，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余，我选修“欧洲哲学史”和“跨文化传播（交际）”两门课程，因为欧洲哲学史是西方学术的基础，跨文化传播是崭新的学科。欧洲哲学史使我拓宽视野，跨文化传播使我接触杰出的人文社科专家：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和跨文化传播学之父爱德华·霍尔。霍尔通俗易懂，麦克卢汉难以读懂。两人都深深吸引我，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对新时期的中国太重要了。我决心把他们俩以及更多美国人文社科专家引进中国。
    由于学术译著市场较小，我引进美国人类学经典的努力并不顺利。成功出版的经典只有几种：《裸猿》、《文化树》、《超越文化》和《思维的训练》，《人的镜子》、《古今蛮族》、《无声的语言》、《中国龙》和《中国观察》都因出版社毁约而取消。
    晶报：您1993年来到深圳大学工作，曾说退休之后才进入“从心所欲的学术巅峰期”，这是否与深圳的学术氛围有关？在深圳的24年，给您的学术翻译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何道宽：深圳这片沃土没有辜负我的期盼，给我创造了较好的条件。退休之前，我编写的几种著作形成了研究、写作、出版、教学“一条龙”的良好局面。屡获省市社科奖和教学奖，当选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外国语学会副会长，获深圳市政府津贴专家称号。
    我在2002年1月退休，全身心投入写作和学术翻译。这个学术巅峰期呈现出群峰叠翠的局面：每年100余万字的学术译作，十余篇论文和报刊文章，主持或参与主持几种大师经典译丛，当选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受聘深圳翻译协会高级顾问。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我“资深翻译家”称号，这是人文学者梦想的最高荣誉。2009年，译作《理解媒介》入选“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此为新闻传播学惟一入选书。
    截止到2017年初，我出版著作和译作80余种，逾2000万字。去年，我出版译作13种，约300万字，译作的质和量都很有影响力，受到学界和读者的肯定，对中国传播学乃至人文社科的发展作出了绵薄的贡献，我感到很欣慰。
    文化繁荣
    离不开学术翻译
    晶报：文学翻译历来引人注目，但学术翻译似乎比较冷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于外国学术书籍的需求与日俱增，学术翻译的重要性是否也越来越重要？
    何道宽：国家认定的“资深翻译家”数以百计，就各门类的人数而言，外事翻译、技术翻译、文学翻译、学术翻译依次递减，学术翻译的“资深翻译家”很少。相比而言，文学翻译市场广阔，读者众多，涵盖社会各阶层。
    学术翻译的直接影响面虽然狭窄，但人类的发展需要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人文社科等各门类、各层面的交流，学术翻译是一座桥梁，对人类各层面的交流影响深远。由此可知，文化繁荣、社会发展当然需要学术翻译。
    晶报：相比其它门类的翻译，从事学术翻译的人似乎少得多？
    何道宽：学术翻译“枯燥”艰辛，直接影响面小，非“独行侠”不能坚守。学术翻译家独坐冷板凳、困守书斋，甘苦自知，却又甘之如饴。学术翻译面临种种困境，包括政策、学术环境、人才建设以及舆论引导等方面，但一定要鼓励翻译精英，正确引导大众认知。
    学术的传承需要政策支持
    晶报：深圳越来越重视学术氛围的打造，“深圳学派”在全国越来越有影响力，学术翻译对于“深圳学派”的建设又有何种意义？
    何道宽：深圳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名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人文社科全面发展，首先归功于高层几十年来的战略举措和政策设计。“深圳学派”建设已在扎实推进。但，毋庸讳言，学术翻译是深圳学术建设的短板，需要重视。学术建设需要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两翼齐飞，互相补充，不可偏废。
    晶报：深圳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上稍显滞后，翻译人才更是屈指可数。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何道宽：深圳引进的两院院士已有十来人，深圳本土已开始并将继续产生两院院士。然而，在可预见的将来，深圳产生本土资深翻译家的可能性很小。我衷心地希望，深圳市决策机构能大力支持学术翻译，为培养本土国家级资深翻译家营造良好环境。
    吝啬时光的何老
    75岁高龄，本该颐养天年，何道宽在翻译上却仍是日日精进，每年译作字数超百万，被学生称为“百万教授”，仅去年一年就出版译作300万字。这种工作量，不像是一个老先生可以完成的。
    一年300万字，相当于一天要译8000多字。这样的工作如何完成？在时间管理上，相信在深圳科技园上班的白领们都难做到。何道宽说，他过去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吃早餐前工作4个小时。接着，早上和下午分别都工作3个小时。一天下来，至少要工作十个小时。这种工作状态从2002年退休后一直持续了八年。而又过了八年，到了2010年，何道宽才将工作时间减少了一个小时，早餐前只工作3个小时。不过，一如往常的是，现在的他还是极少去应酬吃饭，“不会也不愿出去应酬”，减少无用的寒暄，晚上的时间则用来彻底放松，把电视当作催眠曲，看看新闻和纪录片，9点钟准时就寝。
    也难怪，每次就稿子的修改问题与何老通话，他都是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并不像一些健谈的访谈对象，拉拉杂杂停不下来。他吝惜光阴，一方面来自于“要翻译的东西太多，想偷懒都停不下来”，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过去的补偿。
    何道宽说，从教的40年里，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宽敞的书房、充足的读写时间。但恰恰最缺的就是时间，初期由于时代的原因荒废了十来年，后来从事教学行政又消耗了十来年，这么久因为“没有时间”而饱受煎熬，直到退休才得以遂愿。“你说，我能不‘吝啬’吗？”何老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