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洁导演在话剧《烟草花》排练中王楚漪摄
    陈洁，戏剧导演，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英美艺术学院博士
    杨舒帆，青年剧评人
    杨舒帆：由您执导的《烟草花》即将在鼓楼西剧场上演，首先我想知道这个剧本最初吸引您、打动您的是什么？
    陈洁：尼洛·克鲁斯的这个剧本优美如诗、深邃如海，文学性思想性兼顾得极好。我个人比较偏爱富于思想的东西，不太喜欢小情小调或者秀而不实的东西。这个剧本我看过之后非常喜欢，因为它不仅深藏哲理，还很有趣很浪漫。另外，作者借用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贯穿全剧，故事与剧情融合得恰到好处，人物更为复杂丰富，所探讨的问题深刻迷人，剧情的时空感也变得异常梦幻，这也是在剧作中很少见的。
    还有就是这个剧作有极为特殊的一种气质，它在本质上是一出悲剧，却以抒情的诗化的方式在吟唱，犹如绝望中的美，你不希望这种绝望立刻消失。《烟草花》讲述了一个古巴手工雪茄烟厂延续传统，雇佣朗读人为工人们朗读小说——所发生的故事。但克鲁斯把这个故事放到了1929年，这正是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夜。工业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资本过度扩张，投机热潮越发癫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作者不仅关注着文学对最普通的人所能产生的影响，更关注着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人们心底所产生的困惑。《烟草花》实际上是对人类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探索，是对人类的贪婪和欲望所造成的悲剧的深切思考。这首时代的挽歌是唱给更多的人听的，不仅仅是当年那些古巴手工业者的移民，还包括我们今天与时俱进的中国人。这就是特别打动我的地方。
    杨舒帆：这个剧本既新颖又深刻，您在排演时遇到的主要的难题是什么，您是如何解决的？
    陈洁：就像我前面谈到的，这个剧本非常富有诗性。其中的人物是穿梭在小说和现实当中的，他们既是小说中的人物又是剧中的人物，亦真亦幻非常难以表达。比如那个朗读人，作者同时将他塑造成为文学艺术的化身，他必须是崇高的，但又必须能够随时从化身中跳出来转换成为故事中的人物，同其他角色一起完成现实的任务。除了朗读者，剧中的其他几个角色都需要经历同样的转换，这对解析、构思和表达都是一个挑战，对演员更是难上加难。后来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了大量的心理准备工作之后，又去繁就简，抓住每个阶段人物的主要任务来表现。
    另外一个难点，《烟草花》深刻的思想性和悲剧性并不是直接体现的，它是一点点文火慢炖到最后才出来的。而且它的格局很大，并没有把着重点放在个人的命运之上，所以在表现的时候很困难。既需要力量又需要克制。比如说戏到结束时朗读人死了，大家都很难过，但如果这个戏只停留在哀悼朗读人的层面上，格局就小了。因为真正的悲剧不是朗读人的死，而是我们无法阻止这种悲剧。作为导演，我必须把剧作中这一最深层的意义交待给观众。因此排练时我要求大家削弱外部冲突而加强内部冲突，要求演员去掉一些个性即小情调的东西，服从于整体的诗性和更为深沉的思想性。
    总之，《烟草花》的精神气质是诗性的、隐忍的。所以我同样选择了一种克制的、平静的舞台叙述方式，不做过多的无意义的调度，尽可能淡化外部的行动和冲突。舞美灯光方面虽然比较接近现实，但也尽量避免了琐碎。
    杨舒帆：《烟草花》写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一群在美国的古巴移民的故事，有很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民族特色，这是否也是一个难点，您是如何指导中国演员去塑造这些人物的？
    陈洁：在我们东方人身上很难去寻找南美人的气质，我不希望演员去硬演。我认为西方戏剧拿到中国来，一定要找到那些可以让中国观众产生共鸣的东西，找到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人性，你才可能落到地上。我觉得导演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抓住一部剧的灵魂的东西，而不被表面的东西牵着走。这个灵魂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人都感同身受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你先抓到它，它就可以打动别人。无论是排西方戏剧，还是我们自己原创的本土戏，都要去找这个东西。
    让中国演员去塑造外国角色，关键是要先了解人，透彻地了解角色身上的共同情感，平常的和特有的。我们活在世上，不管身处何方，我们经历的喜悦与痛苦往往是一致的，还有我们的那些欲望，那些无法阻挡的告别等等。演员们能找到这些情感的共同点，就能很快地融入角色，完全没有种族和文化差异方面的困惑。所以，人性和共性在我看来是西方戏剧本土化最核心的东西。
    杨舒帆：在您看来，我们中国的戏剧人在今天排演《烟草花》的意义是什么？
    陈洁：《烟草花》放在中国当下来讲，是特别切中时弊的。我们也正处在飞快的发展之中，一边享受着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好处，一边惋惜着正在逝去的纯朴自然的生活，我们对一些东西的毁灭感到无可奈何，但这种毁灭又恰恰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选择了今天的这种生活方式。渴望新的又怀念旧的，这是人类最纠结的宿命，无论是1929年在佛罗里达州的古巴人，还是今天即将看到这部戏的中国人，都是如此。
    时下，《朗读者》和《见字如面》成了非常火热的节目，这实际上是折射着人们的一种怀旧情绪。人类是趋利的，喜新厌旧的，总觉得新的就是好的，却并不知道新的东西会给你带来什么。一定要在经历了很多以后，才能明白那些被我们轻率遗弃掉的东西，实际上是很珍贵的，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这点中国观众看了以后马上就会有共鸣。《烟草花》促使我们放慢脚步，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去思考我们的发展、我们的贪婪、我们的精神世界。
    杨舒帆：您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英美艺术学院戏剧与电影专业的博士，旅英十余年，这样的学术背景与异国经历，对您的戏剧观念及创作实践产生了什么影响？
    陈洁：我的戏剧观念跟学历无关，但英国文化对我的确产生了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他们追求品质和精益求精的文化气质。英国人喜欢精致高级的东西却很少谈什么创新，不是新的就是最好的，而是高级的才是好的，这点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艺术，为什么要有精神层面的东西呢？实际上我们是在追求一种更高级、更高尚的生活，而不是更新的生活。在中国，创新这两个字经常被人挂在嘴边，好像看一个戏看不出点新意，所有的主创就都很平庸无能。但我更欣赏的是懂得把一件事情做得精细而高级，而不是颠覆或者无中生有，也不是拿一些很表面、很华丽的东西来做装饰，高级的东西是由内而外的。尤其是在面对一部经典作品的时候，它的思想已经在闪着光芒，还去创新什么呢，为什么要把人家肢解得支离破碎呢？
    我在英国看了很多戏，能真切感受到英国戏剧里的那种精致，所有的点、所有的节奏都那么精致而准确。我认为准确是很高级的东西，非常非常地难而且非常重要。所以我创作的时候从来不想着去出“花花招子”，我想的是怎么让一部戏更符合它应有的气质，然后再把它做细、做好。尤其是对《烟草花》这个戏来说，这次演出是这部西方经典剧作第一次以商演的形式与中国观众见面，我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它本来的样子。也许若干年以后，咱们可以提取它的精神内核，再去做其他东西，就像我们改编莎士比亚一样，但这一次，我还是想让观众先看到它本来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