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7日，著名版画家、艺术理论家王琦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王琦生前为中国国家画院院委、版画院研究员，曾任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等职务，是中国版画艺术奠基人之一、最后一位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参与者，也是延安鲁艺美术系的学员。
    1918年1月4日，王琦出生于四川宜宾，其后在重庆长大。1937年，他毕业于上海美专，次年前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1939年初，王琦加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并回到重庆工作。抗战时期是王琦创作的旺盛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鼓励了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在国内外反响强烈。此外，王琦在推广版画方面也做出过极大的贡献。
    7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王琦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包括木刻版画、水墨画、素描、书法等，曾举办个人画展22次，出版多种艺术著作，并多次参加全国性美展和国际性美展。作品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收藏。1991年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国版画家协会颁发的“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1992年获日本创价协会颁发的“富士美术馆荣誉奖”，1995年获法国敬业与成就协会颁发的金质十字奖章，2003年又获中国文联与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中国美术金彩奖和终身成就奖”，是为中国美术事业尤其是版画艺术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艺术家。
    
    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美术史的发生和发展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兴起被誉为“时代的战鼓”和“革命的号角”，由于木刻作品的“战斗性”与“革命性”以及天然的易复制、易保存的特性，使其诞生之初就与中国革命产生了紧密的联系，版画作品在兼具艺术性的同时，更多起到了“枪杆子”的作用。正如鲁迅曾对中国新兴木刻所寄予的厚望：“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配合革命的需要，艺术界涌现出了一大批从事版画创作的艺术家，古元、彦涵、力群、李桦、王琦等就是这一时期的鲜明代表。他们创作了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版画作品，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时期，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然而，2016年12月7日，王琦先生的去世为20世纪早期这批版画家时代画上了句号，借由王琦的版画艺术，我们得以一窥20世纪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与特色。
    素描与版画
    王琦先后于上海美专西画系和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其扎实的素描基础为他能够顺利地进行版画创作提供了基本保障，鲁迅曾说过，没有好的素描基础不能成为好的版画家，王琦恰恰走到就是一条从中国画启蒙到西画专门训练，从素描、速写升华为木刻创作的道路。从《一天的工作完成了》《当宣布要停水的时候》《劈石》等作品既可以看出他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现状的深刻剖析，又得以看出他对人物动作、形态的严谨把握。革命年代和新中国建设时期，劳动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核心，是艺术创作和革命宣传的主要表现对象，因此，版画作为宣传和记录的主要载体，其题材也多数选择劳动人民，既有揭露旧社会的阴暗面和战争苦难的作品，又有表现新气象、歌颂光明的作品。
    对人物的精确表现，离不开素描基础，而由素描人物转向版画人物的表达，则更是对素描基础提出了较高的要求。20世纪早期的版画作品多为小而繁，即在有限的空间里表现黑白、虚实、繁简诸多关系，素描的好坏对版画在雕刀下的点画表现起到了直接决定作用。所以，才会有鲁迅强调版画家具备的素描功底，才会有王琦顺理成章从素描、速写向版画的过渡。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版画在近现代艺术史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从抗战时期的艺术代替“笔杆子”，到新中国成立和建设时期的反映劳动人民积极建设国家，版画都占据了关键地位。早期的版画创作风格大多以现实主义为主，以直面和批判现实为核心，表现手法多以叙事为主，是人民苦难的悲歌；新中国成立和建设后，新的时代需求促使了版画题材由人物向风景、花卉的拓展，表现手法多以抒情为主，是新建设与新生活的颂歌。这种社会需要的转变直接导致了木刻形式的转变——由黑白木刻向套色木刻转向，色彩的活泼和多元逐渐取代了黑白单色的表现。
    在王琦的木刻作品中，也很容易看到这种风格的转变。首先，王琦的作品注重对生活的深入挖掘，这也是他前期现实主义艺术表现的思想来源，他在某次展览前言《我的话》中就曾说道：“一个艺术家应该不断地从生活海洋中去发现新的题材和主题，不断地探索和创造新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并使自己的创作永远保持不断上升的状态，停滞不前就意味着他的艺术生命的枯萎或终结。”从版画创作的早期开始，其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理念就已经存在。1942年在重庆中国木刻研究会这段期间，王琦的木刻作品《马车站》《听讲演》《待发》《农村之秋》《拉纤夫》等，均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也是对这一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王琦对木刻作品《马车站》极为满意，“《马车站》成绩最好，黑白处理和刀法运用都比较成熟精到，这幅木刻的素材，是直接从我的住所大门前马路上停留的一辆马车写生稿得来的，背后的房屋是我想象加上去，看上去好像是北方的环境。”从他的表述中，我们也能很清晰地看出其艺术创作题材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
    《马车站》也给我们提供了王琦木刻作品的基本风格形式，该作品是他在1942年的木刻代表作，在纤秀的刀法下，构图完整洗练，基本代表了他在此时期的版画作品风格。刘开渠曾有言：“王琦的木刻作品，创造了一种刻法简洁，构图严谨的明朗画风。我不喜欢那种冰冷无力或小巧的或专注重趣味的唯美派，也不喜欢那种需人猜测、摸不着底细的模糊混沌派，这是只有那些靠剥削穷人为生的有闲者才会沉醉在里面，用这样的艺术作为他们消耗岁月的方法，我认为美术必须意思明朗，形象确切，表现有力。”对现实主义木刻作品而言，只有意思明朗、形象确切、表现力强，才能在特殊年代起到特殊作用。
    《晚归》可以看出中国版画从现实主义向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的过渡，从黑白木刻向套色木刻的过渡。作品构思同样来源于对生活的感受，夕阳下，被风吹起的草垛和农人的愉悦心情给画面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表现了温馨、朴实的乡村场景，在清新自然中予以轻松活泼，与之前的作品有明显的区别。同时，江丰针对版画的套色问题也有过相关阐述：“套色木刻的艺术性提高了，它克服了追求油画那样复杂的色彩效果的倾向，而趋向色彩单纯，色调明快，许多作品用很少的套色版却获得了强烈的色彩效果。”《晚归》因为套色版的缘故，一改前期单纯的黑白对比色，转以明快的色调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效果。
    齐凤阁在《20世纪的创作版画》中对中国版画创作的转型有恰当的概括：“由功利型转向审美型，由悲愤情境转向欢乐精神，由社会批判转为讴歌赞颂，这是社会改型给版画带来的最明显变化。”这一变化不但体现在版画创作中，也是近现代中国艺术创作的整体转变方向。以古元、彦涵、力群、李桦、王琦等为代表的版画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中，以版画的形式彰显了艺术的顽强生命力，以艺术的形式参与社会表达，对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内涵的深入挖掘，都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