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生在新疆,是圭屯生产建设兵团子弟,在新疆戈壁滩上长大;后来随父母迁入北京,在广电部大院里成人。跟北京这座大都市,既没有特别的亲切感,也没有特别的融入感。天南地北两个完全不同的水土,浸润、锻造了他外柔内刚的性格。他承认,骨子里“有时候比较混不吝”,“散漫”这两个字的评语一直跟着他到大学毕业。 他大学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却一直喜欢电影、研究电影,后来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硕士学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电影,不太顾忌周围人的感受。看他外表,文文弱弱、清清秀秀,但骨子里执拗叛逆;外表白白净净,但却是一个“招黑”体质,是一个有争议的导演。陆川,十足一个矛盾体。 “凡是拍2的,我都拒绝了” 《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九层妖塔》《我们诞生在中国》,当这一部部影视作品摆在你面前时,可以发现,陆川一直在寻求变化,从故事片到科幻片,从现代题材到历史题材,从拍人到拍动物,让他的好奇心无限放大和满足。 之前,有人找陆川拍《可可西里2》《可可西里3》《寻枪2》,都被他拒绝了。 “凡是拍2的,或者拍续集的,我都拒绝了。”陆川的创作几乎每次都是这样。陆川编剧的30集电视剧《黑洞》引起业界关注,当电视剧越写越火的时候,他却掉头开始拍电影。《寻枪》是他的处女作,《可可西里》是成名作,之后拍了争议最多的《南京!南京!》,然后转身拍了科幻片《九层妖塔》,拿到首届科幻电影星云奖最佳导演奖,再之后又拍了部以“动物”为主角的自然类型片《我们诞生在中国》。9月17日,在腾讯年度发布会上,陆川宣布要拍娱乐电影《两万里计划》。 《我们诞生在中国》,看片名,最初很多人以为它是一部革命题材影片。其实它是一部自然类型片,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自然纪录电影,由美国、中国、英国联合拍摄。 当初迪斯尼公司找到陆川,是因为陆川曾经导过《可可西里》,拍过藏羚羊,那部电影很像纪实电影。而陆川接拍《我们诞生在中国》,纯粹是出于好奇。“拿动物拍一部电影,我特想知道这是怎么弄的,因为我觉得弄不成,所以我想试试。” “片子到最后,靠的还是故事” “我还是要强调《我们诞生在中国》是一部电影,它跟纪录片很不一样。这部电影里,所有的‘人物’都是塑造出来的,声音都是后期配音,调色师是李安的御用调色师。”在陆川看来,摄影师是百分之百的记录者,导演是在剪辑台上完成创作的。 拍摄这部电影的摄影师是100多位外国人,其实当初陆川想找国内优秀摄影师合作,交流起来比较方便,但遗憾的是,国内优秀摄影师每个人手里都有邀约,都在拍戏的档期内,如果让他们拿出一年半的时间拍摄一部戏,简直不可能。 《我们诞生在中国》投资是6000多万元,5个摄制组,在野外整整拍摄十几个月,在剪辑台上剪了一年多。陆川觉得,这100多位摄影师就像100多位白求恩,大家“在一起干了一件事”,挺纯粹的,这让他很感动。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但看到《我们诞生在中国》,感觉特别静,它有一种讲故事的感觉,看着很舒服。 在做后期一年多的时间里,陆川每天想的就是整个故事到底是什么?大熊猫丫丫、川金丝猴淘淘、雪豹达娃这3个家庭故事的点在哪儿? “片子做到最后,靠的还是故事、故事、故事,不是靠情怀。”陆川坦言,“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打动我的是它的文学精神,它没有去喊口号,但看完会品出那种精神。” 从他拍的第一部电影《寻枪》到最近的这部《我们诞生在中国》,后者是陆川“招黑”最少的一部电影作品。 “做故事片久了,有很多得失心” 在陆川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几个择业去向,要么去中央电视台拍纪录片、拍专题,要么拍广告,要么去北京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当时行业里流传一句话叫“金专题、银广告”:从收入来讲,拍纪录片、拍栏目最有钱,其次是拍广告,拍电影是最穷的。但陆川选择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没想到,10多年过去,整个市场完全颠覆,拍纪录片“钱景”不佳,反倒电影变成了最有钱的行业。如今资本“追逐”导演的疯狂程度,陆川是看到了、感受到了。 “在故事片行业做久了,会有很多得失心,你要考虑票房,这是你睁开眼睛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在谈票房。”陆川说。 做《我们诞生在中国》,做着做着也让陆川什么都意识到了:“我当时觉得这部电影不会有多少人去看,也就在国外放放,但没有想到现在会有这么多朋友来看,我有一种回到初心的感觉。” 2003年1月,当陆川在为电影《卡拉是条狗》剪辑宣传片时,把觉得最有意思的素材一点点理出来,然后去创造一个空间,创造一个跟生活不太有关系的东西,但能有自己的表达。“那是一种享受。” 同样,在剪辑《我们诞生在中国》时,声音和画面都是很冗长的,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他们并不知道未来的电影是什么样的。 “我在后期经过一年多的剪辑、筛选,慢慢找到这个故事,找到故事的结构,完成整部电影的表达,每个镜头都是从沧海一粟中挑选出来的,重新塑造,重新剪辑,把完全不挨着的镜头剪成一个完整故事。”于陆川来说这也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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