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秋，北大申丹、王邦维教授担纲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有6卷7册，分别是：《外国诗歌与戏剧研究》、《外国小说研究》、《外国文学流派研究》、《外国文学史研究》、《外国文论研究》、《外国文学译介研究》、《口述史》。其中，全书第3卷《外国文学史研究》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探讨外国文学史研究的专著”（《总论》）而格外引人关注。
《外国文学史研究》（韩加明、张哲俊主编）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后记、参考书目、人名索引六个部分，正文部分有14章，其中第1至3章为总论，分别是外国文学史研究、西方文学史研究、东方文学史研究，第4章以降为分论，分别是西方世界的英国文学史研究、法国文学史研究、德国文学史研究、俄罗斯文学史研究、美国文学史研究、西班牙与拉丁美洲文学史研究、西方其他国家文学史研究（4至10章）和东方世界的日本文学史研究、朝鲜-韩国文学史研究、印度文学史研究以及东方其他国家文学史研究（11至14章）。各章之内，一般又分出三至五节，因各国或地区情况不同而略有差异，但是基本上遵循了《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全书总论中提出的“以分类研究为经，历史分期研究为纬”、在此框架下“展开系统深入的专题考察”的结构原则，堪称文学史书写的正规典型。
根据美国学者勒内•韦勒克的论断，文学研究可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支[1]。在文学研究实践中，三者缺一不可，特别是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不可能排除文学批评”，而“文学的科学”——即文学理论研究或所谓“文艺学”——更不可能脱离“讨论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2]。另一方面，文学史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背景-框架-基地和主题-素材-对象，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批评——关于文学话语和现象的历史批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即是这样的著作，如全书《总论》作者所说：“外国文学研究是我国学术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中外文明相互交融这一世界发展总格局的进程中，外国文学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与考察新中国60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从而总结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为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指出方向，进而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参考”。就此而论，《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原始要终、审己知人”的人文历史研究。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外国文学史研究》：作为（外国）文学史的自身回顾，即文学史的文学史，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全部《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自我意识”和话语原型。
在全书《总论》部分，编者开宗明义介绍了本套丛书的五大特点，即“重问题意识和分析深度”、“重社会历史语境”、“重与国外研究的平行比较”、“重跨学科研究”以及“重前瞻与未来发展”。与之会心不远，《外国文学史研究》分卷编者也在《结语》部分卒章明义，以杨周翰先生为例指出外国文学研究需要重视“历史连续性问题”和“提倡比较法”，另外特别强调外国文学史写作应体现中国特色，即为中国读者服务、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重视与中国相关的内容。三者相互为用，特别是后者涉及方法论问题，即前文所说的“比较法”。比较的方法，或者说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包括“与国外研究的平行比较”，也包括历史的研究，即发生-变异、影响-接受的现象学-谱系学研究。事实上，这也是现代西方学术精神的一个核心共识（common sense）。例如20世纪初，美国比较文学先驱、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如是强调“比较方法”在古典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古典文学教师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跨越鸿沟、充当连通古希腊-古罗马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桥梁。（中略）以维吉尔为例，要研究他不仅需要熟悉古典时期的‘维吉尔’，也需要熟悉后来的那个‘维吉尔’——诱导中世纪想象的那个魔幻‘维吉尔’、作为但丁向导的那个‘维吉尔’等等，乃至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美妙颂歌。如果他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应当能为我们展示亚氏通过拉丁文传统或间接通过阿维罗伊等阿拉伯学者对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中略）上面为数不多的几个信手拈来的例子都向我们说明，比较方法的应用可以是多么的广阔而富有成效。”[3]
我们看到，这种“比较法”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人文真理的自我解释。即如艾伦•布鲁姆以莎士比亚为例所说，经典的解释传统保证了人类此在经验的连续性：
莎士比亚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里那些认真阅读他的人产生的影响证明了，我们身上存在着某些永恒的东西，为了这些永恒的东西，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重新回到他的戏剧。（中略）一个思想共同体是由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以及围绕他聚集起来的传统解释构成的。这是实际上存在的最接近“存在大链条”的东西。[4]
这一“解释”同时也是自我认识的过程，即人类文明的普遍历史：“文明是连续的成就，这是人类生命的核心真理”[5]；“抛弃解释所形成的伟大体系，也就是抛弃……对自我认识的追寻。”[6]
不过，这里谈及的“自我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西方（人）的自我认识或他们（相对于“我们”而言）自以为是的真理。用尼采的话说，这样的真理往往只是经过伪装变身的权力意志，而这样的认识或解释“总是表现为向往更强大权力的意志和途径”[7]。《外国文学史研究》的编者对此显然怀有清醒的认识。作为对策，他们在提倡“比较方法”的同时特别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力图通过考察“与中国相关的内容”（这一“相关”乃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建构一个不同于西方自我定位（这多少是一种权力话语或文化霸权）的文化他者。
这一认识构成了《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叙事基调与核心精神。例如本书《绪论》在回顾1949年以来外国文学史教材中“东方-亚非”的混用和“西方”概念“从被屏蔽到步入前台”的转变之后，针对西方的“东方学”（其实质为作为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和权力话语的“东方主义”）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构建我们眼中的西方呢？而且我们在构建或评价西方的过程中还可以吸取西方人过去构建东方学时的教训，从而构建出更为公正、更有借鉴意义的西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西方文学做整体评价更有利于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这一主张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得到了贯彻。以本书第四章“英国文学史研究”第三节为例，编者在介绍杨周翰先生《17世纪英国文学》的写作特点时指出：本书“结合了中国文学或文化背景从比较角度研究英国文学”，作者虽然自谦他的书不是系统的文学史，但“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阐释却是后来许多文学史著作难以达到的。”再如第十三章“印度文学史研究”第二节中介绍金克木先生的《梵语文学史》时也特别强调指出：金先生“以中国文学史为背景”，“写出了一本不同于西方人和印度人、真正属于中国人所写的《梵语文学史》”，从而“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架起文化的桥梁，使梵语文学史的研究在我们认知自己的文化、文学，进而是认知自我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借镜作用。”这些评论明确传达了中国当代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精神诉求和他们对未来研究方向的价值定位，这一诉求-定位正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内在反映与外化实现。如果没有“时代精神”的贯注和驱动，则任何文学史（乃至一切历史写作），无论怎样渊深精致，也都不过是重新拼装展出的冢中枯骨罢了。
不仅如此，《外国文学史研究》的作者在开展与西方-东方“他者”对话的同时，尤其重视与自我-他者的对话。以第四章第二节和第三节为例，作者在回顾前辈同仁如王佐良、侯维瑞等先生的英国文学史写作时，就历史定位、叙事逻辑乃至人名翻译等问题提出了亲切公允的批评意见，深得中国古人“友者三益”、“切磋辅仁”和西方古人“爱吾友，更爱真理”（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8]之意。这是作者与前辈和同道的历史对话，更是永动精神的自我反思。如人类历史所示，有能力并有勇气承受和进行反思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从一种自我中心和话语霸权（如所谓“东方主义”）滑向另一种自我中心和话语霸权的理性自欺和（用尼采的话说）“权力意志”的“永恒复归”。在这个意义上，《外国文学史研究》为我们——不仅是今天的“我们”，更是未来的“我们”——开拓认识他者（并归根结底是认识自我）的新航道指示了“原始要终、审己知人”的“海格里斯之柱”。
注释：
[1] Rene Wellek: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and History”, in Stephen G. Nichols, Jr. (ed.):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 See also Rene Wellek &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Chapter 4.
[2] Rene Wellek: “The Term and Concept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Concept of Evolution in Literary History” &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oncepts of Criticism, p.36, p.52 & p.292.
[3] 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3-104页。
[4] 艾伦•布鲁姆：《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结语，马涛红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
[5] 吉尔伯特•海厄特：《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王晨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364页。
[6] 《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结语，第156页。
[7] 尼采：《道德的谱系》，梁锡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
[8] 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096a15：“虽然友爱与真两者都是我们的所爱，爱智慧者的责任却首先是追求真。”（廖申白译文，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页）。
本文原载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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